摘要
将来的人，从现在的文艺作品中知道‘文革’，只是‘坏人整好人’而已。其实，哪里是这么简单呢?我们当‘牛鬼蛇神’的，当时往往比革命群众更虔诚些。”……更可怕的是被“整”的人里面，也有相当一些人虔诚地相信自己确是“修正主义分子”，应该被“整”，才可以得到挽救。
作者简介：王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退休。研究领域：中国哲学、史学、文学、法律史、中国法哲学、制度经济史、古典园林、古典版画雕塑等造型艺术、民间宗教、社会生态与制度伦理、“文化大革命”机理等。发表著作有：《园林与中国文化》、《重回罗马》、《翳然林水》、《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上、下册)、《法律制度与“历史三峡”》等。
“毛语录”在文革中的两大神圣功能
1966年下半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动二、三百家印刷厂印制《毛主席语录》，高潮持续到1969年初中共“九大”召开之际。当时绝大多数省市都是按人口数量印刷，很快达到全国人手一册甚至多册。从1966年10月中宣部批准出口到次年5月的八个月里，中国国际书店就向全世界117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14种文字的《语录》共80多万册。研究者推算，“文革”期间，国内外用50多种文字出版了《毛语录》的500多种版本，总印数为50余亿册。
署名作者为林彪的《再版前言》(以下简称《前言》)在1966年底向世界发布，由此不仅将当时已经席卷中国的“语录崇拜”、“红海洋”、“破四旧”等狂潮进一步升温至烈火烹油般的境地，而且这篇文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之“伟大”的一系列经典定义、它所规划“普及伟大思想”的整套强力方案等等，都对“文革”的内容与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文革”后，有关《毛主席语录》(以下简称《语录》)与《前言》的史实已有详细披露，但唯独对所有这些事件与现象背后的“文革法理”、“文革逻辑”仍缺乏较深入的梳理。所以本文在此方向上的简要探求似乎不为多余。
“文革”经历者应该记得：“毛语录”所以笼盖当时一切社会空间，主要是因为它在两个基本方面都承担着重大功能。其一，它成为“红海洋”、“三忠于四无限”等“文革造神运动”及其一切仪式仪轨中使用最便捷有效的神圣道具;其二，恰似旧时驱鬼者必须依仗具有魔力的法器一样，《语录》成为了当时“横扫一切牛鬼神蛇”(抄家、揪斗、大批判等)狂潮中，象征与代表横扫伟力的武器。总之，“毛语录”的神圣功能表现为互为表里的两翼：把崇拜“大救星”、“红太阳”的热潮推升至无比热烈的境地，以及赋予“横扫牛鬼蛇神”以神圣合法性与无往不胜的力量。
而《前言》的全部内容与发布时效，即根据上述两翼而展开。
《前言》在“文革启动程序”中的逻辑成因
从文化内核来看，贯穿“文革”始终的纲领(“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文革”空前的野蛮性、蒙昧性与疯狂的内在魔力，很大程度上都源自一种“二元世界模式”的登峰造极。这种世界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呢?借助人类学研究可以知道：世界众多民族原始宗教体系的基本结构，都是把宇宙划分为由至上的善神与绝对的恶神分别统领的两大阵营，而两者的斗争所以是整个宇宙的“纲”，乃是因为只有经过这殊死搏斗，至上至善的伟大创世神才能从最邪恶歹毒的牛鬼蛇神手里拯救万民、开辟出永世光明的世界，并因此使善神展现“大救星”(救世神)的禀赋。
中外众多民族都是这样建构起文明最初阶段的世界图景，所以人类学用“二神教”(dualism)来说明原始宗教的这个重要特点，著名的比如：古印度宗教中光明神(Indra)与夜间及邪恶神(Vritra)搏斗;古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中国旧称“祆教”、“拜火教”)认为，代表光明的至上神(Ahura-Mazda)永远在与黑暗神(Angra Mainya)殊死斗争;中国各民族神话或原始宗教中，类似例子也有无数。
显然，上述“二元宇宙模式”通过“文革”而充分复活并极度膨胀：一方面，人们必须将伟大至善的救世神(“大救星”)以及他的形象、行迹、任何只言片语等等的神圣性，推崇至无以复加，并竭力歌颂崇拜其开辟光明美好的终极世界、在极端危难中从恶神手中拯救世界的无比伟业。因此，通过随时随地的“无限崇拜”而造就出声势极其浩大热烈、裹挟亿万国民日夜投身其中的“文革造神运动”，就是文革启动阶段最重要、且最具鲜明宗教特征的运动。
为实现上述狂热崇拜，必须创造出一套最便捷有效，因而能够极度普及(《前言》对此规定：“做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仪式仪轨，惟其如此才能使人们的“无限崇拜”膨胀到满足“文革”运行需要的程度。于是，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借助中国宋元以后长期流行的“语类体”(理学)与“语录体”(禅宗)而打造出《语录》与“文革语录文化”，从而实现了崇拜的高度便捷化操作—-比如中共“九大”上对林彪《政治报告》的表决程序就极简单明了，即除毛本人之外的所有与会者一律以高举《语录》以示无限拥戴。
也正因为这种“打鸡血”般无比亢奋的崇拜方式高度契合了“文革造神运动”的需要，所以它的简易化、便利化趋势也不会止步，而是必然经过《前言》等的强力鼓荡，持续衍生出“老三段”(从《语录》中简选出最神圣、最经常被引用的三段话)、“语录操”、“语录歌”、“语录像章”等五花八门的“再简化版”与“表演版”，从而造就出人类宗教史、社会史、美术史等领域里空前炽热的狂潮，激发出“二元模式”登峰造极所必需的巨大能量。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诸如此类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文革”时一定要把《语录》的神圣性推崇到骇人听闻的地步(例如《前言》就使用“精神原子弹”等极端语汇)?为什么需要通过许许多多具有鲜明宗教特征的仪式仪轨来表演《语录》的无比神圣及其对世界的涵盖力?为什么无数红卫兵造反派，他们必须以随时效忠《语录》来展示自己行为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展示自己生命最高价值就在于“誓死捍卫伟大思想”……
与上述狂热崇拜完全同步、互为表里的，则是二元模式中同样重要的另外一极：人们又必须同时臆想出代表永世黑暗的牛鬼蛇神(“刘邓路线”、“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如何极其邪恶歹毒，臆想出假如其得逞将给世界带来的无边灾难(“文革”流行语录的形容：资本主义复辟的结果是“千百万人头落地”)，臆想出这天大威胁的无时无处不在。
二元模式这另一极注定导出的绝对律令就是：一切国民必须日夜警惕诡诈阴险的牛鬼蛇神对圣人及其伟业的进攻，而且只有彻底服膺“毛语录”所代表的“伟大思想”，他们才可能识破此类阴谋，比如1966年5月4日《解放军报》的著名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红旗》同年第7期全文转载)中的警句：
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资产阶级本性，总是要想尽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出来。……采取了更加荫蔽、狡猾、迂回曲折的手法，继续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有一定的欺骗性和严重的危害性，……如果我们对这些不拿枪的敌人失去警惕，……我们的国家就有变色的危险。……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对待一切。见到错误的东西就批判，见到毒草就铲除，见到牛鬼蛇神就打倒，……只要我们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就一定能够识破和揭穿这些牛鬼蛇神的真面目，把它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可见，在“伟大思想”的指引下，时刻对“荫蔽、狡猾、迂回、曲折”的牛鬼蛇神及其毒计保持“高度的警惕”，时刻不忘“观察一切、分析一切”，以求从每个角落、点滴蛛丝马迹中发现和揪出魔鬼，这是世界的唯一出路──所以“阶级斗争为纲”、“时刻绷紧阶级斗争的弦”遂被定义为亿万国民生存的根基。
既然“红海洋”、“伟大思想光照全国”、“横扫牛鬼蛇神”等“文革”基本内容，都并非偶然地源于二元世界模式的深刻内在逻辑，那么应该不难想到，这套逻辑之魔力的展现远远不会就此止步，相反它还必然引导出一连串重大结果;而所有这些内容，又都与下文所讨论的那个关键悖论紧联在一起。下面具体来看。[page]
“语录崇拜”背后的“文革法理”
进一步剖析《前言》所鼓吹的伟大“精神原子弹”，则可以看出一个巨大悖论的成因，即为什么造神运动牺牲天量社会成本而打造出了“无比伟大的先进思想”及其许诺的无限美好世界图景，但结果却是相反地导向了蒙昧与野蛮。这主要因为：
一、这套“伟大思想”同构于具有高度禁忌性的权力体制。也就是说，唯有垄断权力(或注定将剿灭牛鬼蛇神而夺回一切宇宙权力)的伟大人物、以及由其授权的人群与组织，才具有神圣资格掌握与代表“伟大思想”。而这个禁忌属性最直接显著的逻辑结果就是：“有权才能有理”、“有权力必定要实现对宇宙真理的垄断”、“有权力才能有对道德伦理、是非良知等一切社会价值坐标的最高裁断权”……，亦即“文革”时最流行的林彪警句所宣示：“有权才能有一切”!
反过来说，代表“伟大思想”的伟人及其授权人群，之所以只有他们才能万世不替垄断宇宙真理，是因为如斯大林名言所说他们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哀悼列宁誓词》)—-而如此的“特殊”在法理上终极指向的，必然是至上宇宙神性与无边世俗权威的集于一身，即马克斯·韦伯所说“奇理斯玛”(charisma);而如此神圣，它当然与生俱来就绝对免于质疑、因而与理性方向完全悖逆。比如当时人人都必须日夜高唱高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但为什么只能“就是好”?是否可能“就是不好”?诸如此类对“伟大思想”、“革命路线”的怀疑与触犯，不仅绝对禁止，而且是必须立刻予以严惩的罪大恶极。
随之而来，代表“伟大思想”的大救星及其授权者，天然并永远地居于法律等一切社会约束力之上，甚至只有他们才有资格成为新宇宙(“文革”流行语：“创造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之规则的创建者。如此逻辑之下，他们对于任何可能限制自己的法律与秩序，都有权予以无限的藐视，都可以“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所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遂成为亿万红卫兵造反派的立身之本。
而一旦失去“大救星”的恩泽，则这些红卫兵造反派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神圣资格就立刻消失，于是他们就如“已陈之刍狗”那样可以被任意抛弃—-刚刚还在以“伟大思想”的名义审判“牛鬼蛇神”者，转瞬就会沦为别人同样以神圣名义实施审判与践踏的受难者，而这种走马灯般轮回颠倒的随时随处可见，是“文革”最骇人的景象之一。
反过来说，“伟大思想”的垄断者也必须通过这一轮接一轮抛出、“揪出”新的牺牲品(比如刘少奇集团之后又有林彪集团……)，才能自证其对牛鬼蛇神阴谋的始终明察秋毫，即“文革”经典语录所形容：“牛鬼蛇神隔七八年就要跳出来”。而如此的异常残酷，又真切验证了一项重要的宗教法则：只有通过定期的血祭，才能永不间断地维持图腾、救世神的伟大与圣明。
其实，赋予最高权力者以拯救、统治宇宙的最高神性与神格、并因此使其高居一切法律之上，这种与法治方向完全悖逆的运作，在中国历代造神运动中久已演练成熟，并因此使得中国传统法律要义与基督教背景下的西方法律宗旨完全异质(详见拙著：《法律制度与“历史三峡”》，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44-147页)—-这也就是邓小平所说“文革”在西方法治国家不可想象的原因。
二、“伟大思想”所以要具有无边的神圣权威，是因为惟其如此，才能实现对一切所谓“反动思想”的察觉、甄别、定义、审判。欧洲中世纪时，这种发现、裁断与审判的无限威势来自代表上帝的宗教裁判所，而20世纪以后的“伟大思想”也同样垄断着对无数异端的审判与剿灭之权。反过来说也一样：“伟大思想”的最伟大功能，就是彰显神圣审判权的笼盖宇宙、无奸不察、无往不胜。亦即《前言》所说：“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所以对其反对者必须“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即是说要实现“伟大思想”的崇高性，就必须将对异端的“诛之讨之”普及开来—-所以红卫兵、造反派的抄家、揪斗等无数暴行，在仪式性程序上都必须以宣读语录、高唱《语录歌》等作为开场白。这类“神判”仪式中必定要征引的经典段落比如：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可见只有对语录(“伟大思想”顶级结晶)的征引展示，才能给予这些暴行以最高合法性依据。
又因为“伟大思想”主导的审判与斗争乃是拯救世界的前提，所以这种斗争必须采用残酷无情的手段才能奏效(即战胜臆想中牛鬼蛇神的无比阴毒险恶)。比如遇罗克、丁晓祖、李启顺、林昭、冯元春、陆兰秀、李九莲等众多文革受难者，都是被冠以“坚持反动思想”、“恶毒攻击伟大思想”的罪名而被杀害。又如：
原来张志新并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三十多例。……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要学革命烈士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割喉管被设想出来。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侄子)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扞(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周秋鹏：《毛远新下令割喉管不止张志新》，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zI4Njg3MA==&mid=204054074&idx=2&sn=847dee9ea38a4751be37f5a58e428f76&3rd=MzA3MDU4NTYzMw==&scene=6#rd)
这里最值得留意的乃是剿灭众多“反革命”的方式，其发明与普及是直接出自“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神圣需要。
尤其因为剿灭“反革命”被认定是“伟大思想”光耀万世、普济天下所必须，所以它决不仅是极少数人的专职，相反，它是全社会几乎一切成员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即如“文革”时无数令人胆寒而又极为神圣的口号所宣示：“群众专政万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
三、“大救星”以外的一切人都是最无知的，在“伟大思想”的面前他们必然是卑微谬误、甚至是背负深重罪愆的庸众，因而永远无权染指“伟大思想”的原创源头。相反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作为命定必须匍匐其下的如蚁之众，永不停歇地崇拜与领会“伟大思想”并“彻底改造世界观”。他们只有这样才能霑沐“大救星”之恩泽，获得生而为人、被社会接纳的合法资格。
“文革”发动者尤其强调：对“伟大的先进思想”之威胁不仅存在于牛鬼蛇神的有形进攻之中，而且更深藏在每个国民内心以私利私欲为代表的意念之中;于是强制人人“彻底改造世界观”、“狠斗私字一闪念”以剿灭其内心的魔鬼，就是“文革二元逻辑”中最必要一环。又因为有了如此深刻而无边的用武之地，于是作为最能代表“伟大思想”而与牛鬼蛇神相对峙的神圣之物，“毛语录”无往不胜的神效也就必须涵盖全社会一切微细空间，包括每个家庭—-所以那时即使在家里，人们也必须经常“讲用语录”、斗私批修。
为什么必须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对外)与“狠斗私字一闪念” (对内)融合一体才能实现“伟大思想”的普照?对此，林彪在1967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的讲话》中有明确阐说：
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这两件事情是相互联系的，只有很好地斗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要开办学习班，……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可见，为什么以日夜礼拜、学习语录为标志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讲用会”、“斗私会”、“宣传会”、“宣传队”、“批斗会”等等成为“文革”的经典内容?又为什么所有这些举措，都必须具有遮天蔽日的无比声威与令人胆寒的喧嚣?其原因仍旧在于：舍此则根本无法使“大救星”与邪恶牛鬼蛇神之间的殊死搏斗(“文革二元模式”)，升温至日夜高效运行的狂热状态。
未经历过“文革”者多半需要特别说明才能知晓：上述对“伟大思想”的学习与正常社会中的知识学习完全不同，因为其天条通常是“学习”者人身自由与思想自由的完全丧失(“学习班”成员因不堪凌虐而自杀，在当时非常普遍);其前提更包括：亿万“学习”者在神圣的“伟大思想”面前，注定是天生卑微谬误、身负深重罪愆的庸众，他们必须永远通过日夜不停“狠斗私字”，或者在学习班中相互监督、相互揭发等等“帮助”下，才可能领会“伟大思想”。当时“学习热情”之真诚，可举一位受害者的回忆为例子：
某日，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友来谈。他说：“将来的人，从现在的文艺作品中知道‘文化大革命’，只是‘坏人整好人’而已。其实，哪里是这么简单呢?我们当‘牛鬼蛇神’的，当时往往比革命群众更虔诚些。”……更可怕的是被“整”的人里面，也有相当一些人虔诚地相信，或者努力说服自己相信自己确是“修正主义分子”，应该被“整”，才可以得到挽救。(舒芜：《虔诚的整人和挨整》，《舒芜小品》第199-200页)
所以《前言》命令用伟大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而这个巨大社会工程的辉煌实现之路，正是通过同样巨大规模的自“整”与互“整”才可能启动。[page]
“精神原子弹”与20世纪初以来中国启蒙路径的关系
“精神原子弹”的横扫一切，除了“文革”当时的动因之外，还可能有更久远也更深刻的成因。
拙著《中国皇权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十二章第七节《西方“启蒙”水到渠成的形成方式以及法治传统的基础作用，它们与东方“启蒙运动”的不同路径》详细分析后的结论是：在不具备西方法律法权传统、社会结构对统治权力的多维制衡等前提下，近代以后急于以启蒙挽救国家危局的中国思想家们，不得不把前途寄托在“思想大纛”扫荡一切的伟力之上，希望把“新思潮”、“思想革命”打造成为横空出世、具有无限魔力的千钧利器，希望尽快把“启蒙”张扬鼓荡成为一种瞬时就能席卷天下的“运动”，并且把对于“启蒙”的解读聚焦在这个层面中。
在此取向上，从陈独秀、鲁迅到青年毛泽东等一大批有志者高度一致，比如鲁迅在20世纪初就主张以“心声”、“意力”、“尊个性而张精神”、“新精神(思想)”等等为核心而推动中国变革，其浪漫形容是：“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摩罗诗力说》，1907);陈独秀后来叙述“西洋文明”输入给中国带来的变化，认为其最初领域为学术、其次为政治，而最后的彻底解决则要归宿于“伦理的觉悟”(《吾人之最后觉悟》，1916年2月);又如张继、罗家伦在五四重要舆论阵地《新潮》发表宣言《思想革命真是救中国的根本办法》，认定“近来主张广义的文学革命，即是思想革命，真是救中国的根本办法。”(《新潮》第2卷第2号，1919)
宗旨更为显豁、笔调更具激情的，则如青年毛泽东的擘划：
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今吾以大本源为号召，天下之心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也!(毛泽东：《与黎锦熙书》，1917年8月23日)
在此设计里，启蒙的根本目的就是以“先进思想”(宇宙真理)作为一切社会进步之本源，以此为模本而“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并且造就“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的无限魔力—-从这套以扫荡天下为目标的方案中，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50年后“精神原子弹”的雏形。
总之，在启蒙的路径上，欧洲的“启蒙”与中国的“启蒙运动”有着非常重要的不同! 欧洲史上经过一代又一代极其广泛而凡俗的利益博弈与法治进程，逐步构建起国民权利普遍而刚性的畛域、并由此积淀出启蒙大潮的水到渠成，这与中国近代以后竭力张扬思想与激情的伟力、希望依仗“宇宙真理”、“思想革命”而造就“根本解决”方案的启蒙方向，是大相歧异的。而传统中国在启蒙所需的基础资源(法治传统、国民权利的长期成长积累、社会结构对统治权力的多维制衡、城市市民经济与政治力量的发育……)上的完全不具备，这就使得中国思想家对于西方启蒙的急切追慕效法，在不知不觉之中落入了化橘为枳的窠臼之中，并由此而使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此付出极巨大代价。
而所有这些代价里最为惨痛的，可能就是“文革”以“语录文化”等等为耀眼旗帜而引爆的“精神原子弹”。因为它的爆炸给中国大地与亿万国民内心留下的无边的焦土，使得国人最终走出野蛮、蒙昧的过程，必然格外艰难与漫长。
来源：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