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一场号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席卷中国。

这场政治运动,以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要在中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之所以如此,乃因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在矛盾逐渐显露,斯大林死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改革浪潮,共产党一党专政及其领袖独裁,以及计划经济实验,都受到冲击。中国也不例外,“大跃进”失败,公社化受挫,毛泽东的地位受到影响,同时,尽管市场经济受到严格限制,但是它的发展的必然性,依然在中共面前顽强地显现。毛知道,他的“社会主义”、他的地位,与斯大林及其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矢志改造中国社会,带领中国人一跃而入人间天堂,然而现实无情,局面严峻。

反右阴差阳错,文革继续挺进

“革命”之路艰难,毛泽东雄心不减,然而,他对中共的状态,很是不满意。在他看来,它对于他极力推动的“社会主义改造”、“三面红旗”,都明显表现得犹豫甚至抗拒,人们似乎仍然沉湎于“民主革命”之中。其背后,伴随着国家建设过程展开,出现官僚化,以及市场化两大趋向,被视为中共党内所谓“右倾”的基础。

毛泽东试图借助社会力量,帮助中共整风,结果社会批评的锋芒指向中共专政本身,于是藉口所谓“阳谋”而转向,酿成“反右”人祸。可以说,“反右”一役,整肃社会颇有成效,但毛泽东整顿中共的意图未能实现。他当然不会罢手,到六十年代中期,国民经济从危机与萧条中慢慢恢复,他又起折腾,终于导致一场持续十年的“文革”。这时,反官僚上升为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直指“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以及后来试图停止甚至否定“文革”的“刘少奇一类骗子”林彪。

毛泽东以“继续革命”理论及其实践,坚决阻止中国进入市场经济长期发展阶段,击退一切敢于挑战中共一党专政、转向民主宪政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企图。但是,到头来毛泽东还是不得不承认,他的“社会主义”中国,即使经过“文革”洗礼,其实“和旧社会差不多”,因为他和他的追随者纵有天大本事,也无法跳出市场经济这一现实发展阶段。

“文革”有其灵魂,即所谓“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看上去,它似乎是比斯大林对布尔什维党的反复清洗更上层楼。不过,“文革”持续十年,真正吸引亿万民众自发参与的时间并不长。短暂的狂热过后,陷入“全面内战”,随即重建党专政,升级毛独裁,实际是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与由上而下相结合,打击毛泽东的政敌,打击对“党天下”的异议,压制公民权利,毁灭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在普遍贫困的环境里,压缩社会生活的选择与创造的空间和自由。

“文革”的反复折腾,害苦了亿万中国人,成功地维持住中共一党专政,且以毛的个人独裁为标志。暴秦二世而亡,但秦制影响根深柢固,同样,“文革”仅十年,其狂热期仅数年,而经其极端化锻造,中共体制已成为一头怪兽,嗜血噬财,蛮横无耻,且与时俱进。

“党天下”呈现极端状态,使得“文革”成为中国社会一场噩梦。但是,如同毛泽东当年遭遇挫败后积蓄力量,“左派”们熬过“文革”失败后全社会痛恨与反思的岁月,不久就再跳出来,兴风作浪。他们至今对“文革”顶礼膜拜,恨不得唤回毛泽东亡灵,否定其视为“资改”的“改革开放”,复兴“继续革命”。

进一步退两步,市场经济姓党

“改革开放”有其内在矛盾。几经周折,它的市场化导向显露出来,将中国引上市场经济长期发展之途,然而,它头戴“四项基本原则”律条,中共一党专政得以维系,而权力得到市场化滋润,权贵阶层脱胎换骨,再度横行中国。

中共在“改革开放”中蜕变,其高层更是集政治特权与经济敛财于一身,成为中国社会中最黑暗、最无耻也最贪婪的权贵。在他们统治下,毛式“文革”不会简单地重复,他们尤其不会允许“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民众批评中共。

其实,刘邓在“文革”之初“镇压群众”,实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是中共对付民众的传统手法,而“文革”鼓动民众“造反有理”,即使体现毛泽东的“创意”,却有其暂时性,不会持久。在这个意义上,“文革”的极端性,也让中共权贵恐惧。

而市场经济和党专政,事关根本。毛泽东旗帜鲜明,限制前者、改造后者,但他的“继续革命”未能成功。中共不得不在市场经济面前低头,但它还在耍弄花样,看似走到了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则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共决议终究是“进一步,退两步”,迫使市场经济服从党专政。

习近平正在当今中国仿效毛泽东,他一面不能不照本宣科,一面本能地喜欢脱稿演出,以尽显其毛式风格。于是,有人惊呼“新一轮文革已无可避免”,有人则不以为然。这不奇怪,因为“文革”阴影以“党天下”为依托,已成常态。倘若毛氏再世,它就有新的机会。

文章来源:动向2016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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