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会议特辑
严格的讲，这个话题应该是哲学家，或者社会学家研究的课题，对于这样的话题，也有很多的专家学者在讨论，相关的著作和观点也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
我们是一个在大陆的团队，主要成员均以商人为主，我们试图用商人的角度，即需求决定市场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社会的发展逻辑。
我们认为，一个社会的制度，是由这个社会（主流人群）的需求说决定的。
而社会的需求，虽然是由每一个的个人组成，但决定他们决策的，则是受五个因素的影响：社会的文化发展程度、文明发展程度、经济发展程度、宗教信仰程度和这个地区的全球化程度。
这五个因素相互促进，也相互阻碍，有时会有正面的结果，有时也会发生负面的结果。我们从1840年开始，尝试找出中国社会发展的每一次选择的逻辑（原因），也希望就此预测未来中国的发展趋势。
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选择1840年作为一个研究起点，因为这一年发生了鸦片战争，而之后的结果是五口通商，中国开始被迫融入全球化，对之后的文化发展、文明发展、经济、以及宗教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些容我在下面的文章中慢慢展开。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对这五个因素的定义和传统的概念可能有所区别，所以我先解释一下这几个程度指标的定义或考核方式：
文化发展程度：我们对于这个指标的定义，是由教育的普及率和教育的内容组成。
毫无疑问，在1840年之前，这个指标额得分是极低的。在此之前，中国从来都没有过公共教育、基础教育，只有少量的私塾。更为严重的是，教育的内容是经过荀子修改后的儒家学说，荀子将法家思想注入儒学，并在两千年的时间里，成为主流的学说。而这种儒表法里的学说，主张等级制度，并强调为权力提供服务。
但在1840年之后，这个局面开始有所改变。
目前的文献表明，随着传教士的深入中国内陆，在山东最早产生了由教堂开设的启蒙学校，而且石门坎也有类似的学校，为教民和附件的村民子女提供基础教育，教育的内容也不再局限于儒学，而是圣经等知识。之后在天津，由袁世凯正式设立小学，相当于政府提供公共教育，这一切，都是在1840年之后发生的。
如果我们把眼光转到现在，那么中国大陆的教育普及率已经超过90%了，虽然教育的内容还是中共设定的，包含着大量的洗脑内容，但得益于全球化对文明程度的影响（互联网技术），学生走出学校也许只要几个月，就可以丢弃绝大多数的洗脑文化。
文明发展程度：
我们定义的文明发展程度，是考核自然科学、诗歌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成果而决定的。从这个标准看，中国虽然有五千年文明史，但文明的程度并不高。
就自然科学而言，在1840年之前，所取得的成果屈指可数，而且少量的成果也并没有应用于社会的发展；
诗歌文学，艺术作品等，也大多是风花雪月的抽象作品，对于现实的批判，或关注民生的作品也是少之又少。所以，这些作品通常只有技巧，而缺乏直击人心的力量。文明的高度应该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
在1840年之后，更多的艺术创作开始回归社会，关注底层，关注现实，这一切在民国时期发展到最高峰。
回顾当下，虽然中共对于现实类作品是打压的，但优秀的作品仍然层出不穷，艾未未等已经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就这一点而言，我们的文明发展程度已经开始接近国际水平。
尤为重要的是，得益于全球化的帮助，我们今天可以享受全球科技水平发展的成果，互联网成功的反击了中共的洗脑、谎言，以及挖掘了真实的历史，对于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经济发展程度：
在1840年之前，中国是一个标准的农业国家，工商业的比重极低，盐铁基本上被政府垄断或管制。
绝大多数的人口都是农民，这个群体只关心明天、明年的天气、自己土地的收成，对于政治的关注最多就是希望皇帝少收点税，对于制度建设几乎没有任何需求。
但商人不一样。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进行交易，只有公平的法治环境才能有效的降低交易成本。所以这个群体对于制度建设有着天然的需求。
在1840年之后，中国开放了五个港口城市，中国人才开始有机会参与全球贸易和交流。虽然最初的交易者都是权力关系者（如红顶商人），但到了民国初年，民间资本已经有了长足的积累，产生了大量的工商从业者，并收益颇丰。
在49年之后，这个过程被打断，但在1980年前后，再次放开，并且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引发了一轮“下海潮”。需要说明的是，这轮下海潮的主角是还是权力关系者，因为所谓的下海，特指的是政府官员辞去职务去经商，而不是普通的国民。
但我们看当下，经商已经全民化，而且正在年轻化（受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鼓励），这些人的绝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权力可以依靠，所以会更关注经济交易中的制度成本，并有望成为这个社会的额主流群体。
宗教信仰程度：
我们关注到一个问题，中国人（尤其是汉人）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者，或者说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
所谓宗教信仰，是一定要有及其虔诚的敬仰之心，不计回报的向主奉献，以及基于教义的严格自律，才能称之为信仰。
但中国人并非如此，只有对待祖先，如每年的祭祖，才是虔诚的，严格的依照仪式进行。而对于宗教，通常都是一种交易：对某佛许下心愿，如果成功了，就来年还愿；如果没效果，就会换一个神仙。所以，我们认为中国只有宗族信仰，而非真正的宗教信仰。
缺乏信仰（任何一种宗教信仰或信念的信仰），就必然缺乏基于信仰的内心约束，也就必然使得中国人缺乏良知的底线，因为心中没有任何顾忌。
我们认为很多历史性的社会悲剧，都隐含着这个原因。
但看当下，国人已经开始反省这个话题，目前据中共内部通报的文件称，家庭教会成员可能高达2亿会员。而且法轮功、佛教、其他宗教的信众也正在逐步增加，年轻人抛弃了中产主义，重新审视历史，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意识形态，中共已经破产了。
全球化程度：
上述的变化，都有赖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也曾一度关门锁国，但实际上只是面对西方社会而已。在任何时候，中国都没有离开这个世界。
49年的变故，从本质上讲，也是全球化影响的结果之一。
受制于当时的全球科技水平（信息技术落后）、地缘政治和交流成本，苏俄的影响力一度超过了欧美，也因此影响了中国社会的选择。
但当下，国人得益于互联网技术（文明程度）、全球化的影响，经济、文化、宗教信仰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年轻人是最大的受益者，当坏人渐渐老去，他们将在10年，或者30年之后成为整个的社会的主流，改变只是迟早的事。
这些年轻人需要一个法治的社会，来保障他们的财富、家庭不受权力的伤害。而他们也有机会、能力来改变这个社会。
未来的中国大陆，一定是平等、自由、民主、宪政的法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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