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网上再一次看到秦永敏先生被关押在湖北省武汉市第二看守所的消息，我的心情非常非常复杂……。
从去年一月秦先生失踪，我也曾几次为他呼吁，遗憾的是响应者寥寥！甚至，我的妻子也因此而受影响，被有关部门去她几次打工的单位骚扰，进而被无故开除。使得我们家庭几乎处于了饥寒交迫之中……。
这次，当局既然动了他，那他就无法在这个无法无天的国家，逃脱被关进监狱的厄运！除非中国民运从现在起，能形成一股营救秦先生的合力；除非联合国人权组织，以及国际社会、国家能够给北京当局施压，否则，秦先生就难逃魔爪。
我与秦先生有过一些很短暂，但也算是一见如故的交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是我们彼此之间常常是不是我正在监狱里，就是他又进了监狱。
那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我刚刚从监狱出来不久，在收听美国之音时，知道了秦永敏先生。后来，也零零星星地从一些朋友那里，对秦永敏先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那时，好像秦先生准备搞一个“团结工会”什么的，但后来没有搞。这可能是秦先生顾全大局，考虑到不能山头太多而因此取消。再后来，我又知道了秦先生搞的“中国人权观察”，这么一个民间非政府组织。
秦永敏先生是一位老民运人。他是七九民主墙时期湖北省武汉先驱之一。他与武汉的同仁陈忠和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创建了民刊《钟声》。
时至现在，秦永敏先生虽多次被非法绑架失踪、关押，也常常遭到非法传唤，甚至政治判刑入狱已经近24年，但其为了中国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能够早日实现，而不改初衷，坚定前行。在这一点上，可以从1997年底或者1998年初至，现在这十八年时间里，秦先生从来没有停止过去合法注册，他一手创办的《中国人权观察》，便是证明。我曾经也向秦先生的“中国人权观察”发过有关的人权稿件，我也因此在1998年初还被秦先生委以过“中国人权观察”重庆观察员。
《中国人权观察》至今，已经发出了数以万计的人权通稿，他也因此而一直成为了北京政权的眼中钉；因而，秦永敏先生一直以来，当局都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他的严厉打压。
我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短短的五个月时间里，从重庆去与远在武汉的秦先生有过两次见面。在我第二次去与秦先生见面之时，也正是中国民主党筹备的关键时刻。之后，我带着秦先生交给我的中国民主党有关资料，在到达长沙的第二天晚上，我白天与长沙的朋友见面后，晚上，先是遭到被不明身份的人，在一个漆黑一片的公共汽车站，在我下车逃出包围圈的时候，被一大群人绑架，并在途中被转到另一辆白色小轿车上，尔后，被关在了一间漆黑潮湿的小屋子里，一直到第二下午在提讯完之后，把我关押到了长沙市拘留所，三天后被重庆国宝从长沙拘留所押回重庆，当火车深夜行至贵阳，趁其松懈不备，我从车上溜走，并与贵阳朋友取得联系见面。此间，贵阳朋友接到了市宝宝的电话提到我，尔后，我匆匆离开贵阳……。
那时，我也是天不怕地不怕。当我第二天早上返回重庆，我径直就去了当地派出所，告知我已经返回重庆，随便你们想怎样办我。结果，他们先是把我关进了一个比垃圾场都不如的臭黑屋子里，里面屎尿片地，中午也没有给我饭吃，然后，下午的时候，开始是两人把我带出来提讯，我没有甩他们，后来，大约16点多，我被关押到了看守所。在十五天拘留期间，特务们天天来提我的讯，主要是围绕中国民主党的事情对我进行不断的提讯。他们问我去武汉在秦永敏那里接受了什么任务，又谈到了中国民主党的哪些事情等等。由于没有获得他们对我治罪的东西，在完成提讯之后，当检察院来人动检时，我问他：你是不是党员？如果你是共产党员的话，我就拒绝回答你的任何问题；你们最好是找一位党外人士来，或者是找一位非共产党员人士也可以，否则，我拒绝回答你的任何问题。同时，我重申：在这么一个一党专制的国家，当在涉及所有政治案件的时候，法律本身就只是摆设罢了。
在不能继续提讯下去之后，他灰溜溜地离开。就在第二天早上，我被一姓段的特务污陷“煽动闹事”而被押到了臭名昭著的重庆市西山坪劳教所劳教三年。这一年，也是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备委员会成立之年。我也因此而成为了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备委员会唯一的，当时正在狱中关押着的五十三名成员中，川渝的代表之一。
就在那一年，秦永敏先生、徐文立先生、王友才王有才先生等多人，被因组党罪而遭判重刑。
这一次，不知北京当局又会以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最终治罪于秦先生！如果说，就象人们所说，秦永敏先生仅仅是因为最先所说写文章太多，或者是因为主张“启动朝野对话机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动和平转型，实现民主宪政”，这样一个理念，就以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而治罪于秦永敏先生，这就实在是太令人失望了！
果真如此的话，那当局真的就无非是在给自己堵死一条通往和平的道路！这样的后果真的才是不堪设想……。
《公民议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