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政法大学导师吴仁华（美国之音国符拍摄）
2016.06.04
曹雅学女士是英文网站chinachange.org的创办人兼编辑。这篇文章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曹：这20万参加执行戒严的军人是一个巨大的见证群体。那20万官兵中绝大多数是士兵，他们跟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大学生是同龄人。所以所谓的“八九一代”，其实也包括他们，他们是八九一代的另外一大块。他们当中目前出来公开谈六四的，都有哪些呢？
吴：是的，他们是一个庞大的见证人群体，但是到目前为止，这20万官兵当中只有两个人站出来，以自己真实的身份，谈了当年的经历。一个是54集团军士兵张四军，住在山东祖籍，就因为在网上谈了自己的经历，还多次被拘留，受到很大骚扰。虽然他的见证对我的研究来说没有太大价值，但是从道义上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如果20万军人中有一批站出来见证，那他们比我们知道的更多，六四屠杀的真相就会比现在揭示出来的更多、更准确。
曹：哪怕有几千人站出来就不得了啊。
吴：另外一个人是39集团军第116步兵师高炮团的一个电台台长李晓明上尉。他是一个学生军官，大学毕业后入伍。后来他到澳大利亚留学，又成为基督徒。他召开了记者会，谈了当年的情况。从史料角度讲，他的见证与张四军相比更有价值。从他的见证中，我们才了解到，除了38军军长徐勤先外，还有一个抗命的将领。就是步兵第116师的市长许峰。我做了那么多研究、看了那么多资料，发现了28集团军军长何燕然和政委张明春的消极抗命，但是都没有发现这个师长。他因为抗命，六四后受到处分，转业，现在都不知道下落。我很想知道他后来的情况，但是无论如何都没找到他的任何信息。
曹：那么28集团军军长和政委受到了什么处分？
吴：调离野战军，降级。政委张明春降为吉林省军区副政委，军长被降为安徽省军区的副司令员。张明春的遭遇令人唏嘘，我在不少网站上看到他的部下回忆他，也看到他的照片，个子很高很潇洒，处方后不到一年就去世了。
曹：我要问一个不可能的问题，但我还是要问。这本书出版后，有没有来自PLA方面的评价？
吴：没有，我没有听到。
曹：肯定有，只是你没有听到。
吴：书在香港出版后，官方肯定会批量购买，给一定的人看。但是没有人直接跟我谈感受和评论。但是也没有听到官方出来说我这本书哪个地方是错误的或者是造谣。
曹：我记得曾在推特上看到消息，说您“病”了一段时间，怎么回事，跟我们讲一讲。
吴：我做《新闻自由导报》总编15年，写作10年，虽然很忙很累，但总的来说身体一直很健康。病了一段时间，其实跟心理上以及精神上的伤害有关。在长达20年的资料收集以及10年写作期间，我天天沉浸在对1989年的回顾中。我手上收集了9000张图片，每一张都是血泪激情。写到天安门清场，写到六部口坦克轧死11名学生，这些我都是亲身经历者，所以在写作的时候常常情不自禁，泪流满面，趴在桌子上痛哭。终于在2010年后半年开始，当时我已经完成第三本书的初稿，就是在修改的过程中，精神状态出现了问题。按照医学的说法就是抑郁症。
按照计划，我本来是要在2011年5月出版这本书。我知道我必须每天工作，赶出版进度。但是我每天一打开电脑就发呆，无法写作。出去散散步，找朋友散散心，又放不下心，要回到书桌前。这样持续了很长时间。我知道我的状态出问题了，只好停止工作。我在想以什么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精神上的伤害除外，很多朋友都知道，我这些年自费出版书，靠微薄的版税生活，非常困顿。情感上，我与家人、特别是母亲离别22年，彼此的想念难以言表。这么多年，母亲知道我的不易，我们打电话，我母亲从来不跟我说一句丧气的话。她从来不说：儿子啊，我想你了，我老了，你回来看看我吧。从来不说。持续了几个月无法工作，我就想：回国，去看母亲，22年了，母亲85岁了。我决定回国，我想也许我回来后可以重新写作。
我一直没有加入美国籍。我一直想做一个中国人，并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记录这个屠杀事件；作为一个中国人来反对专制；作为一个中国人，来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出力。作为一个历史文献学者，我很看重我的中国人身份，虽然年轻人也许对我这样一个保守的心结不以为然。但是为了能够回去看母亲，2010年底我临时决定申请加入美国籍，并很快拿到了美国护照。
曹：签证呢？
吴：签证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为了堵截像我这样拿了外国护照的禁止入境人员，中国当局有一个规定：只要是华人，不管是中国大陆的还是香港、台湾、新加坡的华人，如果归化美国后，第一次申请中国签证，必须出示原护照，这样他们就知道你原来的名字。我的情况，当然就需要另辟蹊径。
我在中文《世界日报》上看到代办中国签证的小广告，不止一个。我就打电话问，果然交钱就可以，一千两百美元，不需要提供原来的护照。我挑了一家，去了。他问了几个问题，最后他还真问了：你是不是跟政治有关？我说不是，我是温州偷渡客，出来的时候没有护照。大家都知道，偷渡客中很多来自温州。跟我一起去的是我一个温州老乡，我们之间不时讲几句温州话。他就接受了，让我写中文名字。我英文名字的拼写是Yenhua Wu，这是当年离开香港时按香港人的拼法拼的。我就取名伍彦华。他们就要一个名字，其它什么都不要。住址、电话、回国原因，都不要。两个星期后我拿到了签证，我还害怕是假的，所以在浦东机场入境的时候就非常担心。回国的经历有很多细节，很多人催促我写出来，但我害怕回忆。口述比较轻松一些。
我在第一本书的前言中将此书献给六四的死难者，也献给我的母亲。我回家探亲，一直决心不掉一滴泪。这么多年来我母亲在电话上从来不问我在海外做什么，写了什么书，但是他们都知道，因为家族的晚辈会把关于我的信息带给他们。我回家后在母亲枕下发现有我的前两本书。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本书翻卷成那样。整本书卷曲得无法展平，纸张变黄。我可以想象母亲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念我的时候如何不断翻看这本书。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母亲正好不在场，我掉泪了。她心里不知道隐藏了多少悲伤。
曹：您没法再回国了吗？
吴：回不去了。现在他们知道了，不会再给我签证。
曹：最后我想问一下王维林，就是成为1989年标志的坦克人。对于坦克人到底是谁，他的命运到底如何，这些年来有不同的说法。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意象在世界范围内家喻户晓，怎么会没有关于坦克人的任何信息呢？我想听听您这个六四研究者的个人解读。
吴：1989年6月5号清晨，一个身穿白衬衫、一手提一个袋子的年轻男子在离天安门城楼不远的东长安街上阻拦坦克，他到底是谁，结局如何，我作为长期研究六四的人，当然十分关心。王维林，不一定是他的真实姓名。从现在保存下来的录像看，他是被穿便衣的人两边夹着，带离了道路中间，上了周边的人行道。
很长时间以来的传说是，这几个人是好心人，把他带离了现场，隐入了周边的人群，然后安全消失了。大概2011年或者12年的时候，伯克利大学有个人类学教授，专门研究肢体语言，他看了坦克人录像后认为，那几个带走王维林的不是普通人，而是经过训练的。他们分别从左从右摁住王的手臂和背部的某个部位，使得王无法挣扎。所以他认为王落入了中国官方军警的手中。
这个信息出来后，美国之音就非常感兴趣，我被请到美国之音在洛杉矶的演播室，在大屏幕上反复看了王维林录像。这段录像让我有了个新的发现，因为它长出几秒钟来，你能看到王维林被带上的人行道上根本没有人，而且那一带停着戒严部队几十辆的坦克。这说明那一带已经成了戒严部队的占领区，不可能有大量抗议民众。因此我同意伯克利大学教授的结论，即王维林落入了军警之手，凶多吉少。
我们现在知道的情况是，清场后被抓住的民众，不问三七二十一，首先是暴打，用枪托、木棍，有被打伤打残的，据说还有被打死的。王维林不仅阻挡坦克，令其几次躲避，而且还爬上坦克，这在戒严部队来看是严重的挑衅行为。如果他被捕的话，他的遭遇肯定比一般人还要更糟糕。我觉得他很有可能被打死了。不然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标志性人物，只要活着，即使坐了多年监狱，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他至少会用哪怕匿名的方式透露一点信息。
曹：最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听到一种说法，说六四屠杀时解放军曾在天安门附近的公园集体枪杀抓住的人。我一下就联想到了王维林。探究六四的全部真相仍然艰巨，但是感谢您为所做的记录。我同意严家祺先生的评论：这是对中国的一个贡献。
【完】
文章来源：V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