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微信视频中王毅在会见外国记者的胡搅蛮缠的表态，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禁为之汗颜。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外交部长是十三亿国人的脸面，在世界外交舞台上，怎么能表现的如此不堪呢？
首先，加拿大记者是向本国外交部长提问，用不着王毅先生抢答。即使王毅先生认为可以更好地答复记者提出的问题，也应当先征求加拿大外交部长同意后再作出回答。
其二、记者问加拿大将如何推动中国人权发展？这个问题肯定不是王毅先生所能回答的。王毅先生可以等对方说完自己再做补充。
其三、记者问的是，香港“失踪”书店老板、因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而被起诉的加公民凯文？高的事情。王毅先生知道多少就说多少，你行的正，走的端，只管把事情摆到桌面上说清楚就是了，完全没有必要绕圈子扯其它话题。
真正让王毅先生动怒的是外国记者涉及到了中国人权问题，此时王毅完全失去了外交家的应有风度，而是如同五十年前的红卫兵一样，气急败坏地说斥责对方无礼：对中国的偏见和所谓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傲慢。接着又无端指责对方无知：你了解中国吗？你去过中国吗？这显然不符合起码的外交礼仪。
王毅先生接下来强调中国六亿人摆脱贫困，成为人均八千美元的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人权入宪问题都是事实。人家并没有在这些话题上指责中国政府，您又何必扯出这些话题？一码是一码，我国即便在人权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不能否认存在的问题，更不能借口自己有成绩不容许别人批评。
王毅先生怒气冲冲地告诫对方：我要告诉你最了解中国的人权状况不是你而是中国人自己，你没有发言权，而中国有发言权。这显然不符合国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古训。况且，中国历朝历代都是官本位，都是维护官权，不讲人权。毛泽东执政后大搞政治运动，谁敢提人权二字都会招致灭顶之灾，人权更是荡然无存。中国大陆只是在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承认人权概念，有了人权入宪和一系列的人权进步。当局者自己做纵向比较可谓进步明显，甚至可以引以为傲。但是，与当代文明国度几百年来不断维护人权，提升人权，依靠法治巩固人权进步成果相比，乃是幼稚园与大学的差距。再说，人权概念经联合国宪章颁布，通行于全人类。任何国家的人权状况都与世界其他国家相关。更何况，在互联网时代，没有秘密可言，只要想学习，足不出户就能获得足够多的知识，记者作为公众代言人怎么就没有发言权？无数事实证明，如果只允许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就人权问题发声，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肯定是最糟糕的。
王毅先生最后说，中国欢迎一切善意的这种建议，但是我们拒绝任何无端的指责。在公共平台上，善意与恶意自有公论，无须当事人自己给别人定性。何况，这种由一方定善恶的逻辑本身就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古代先贤早有明训：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王部长用动机论决定如何对待批评，不及古人多矣。
看到王毅先生的表现，让我想起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外交家晏子、张仪、蔺相如，以及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胡适等人的风度风采，其相差何止天壤。
既然说到人权问题，我还想就这个话题多说几句。如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早已实现了直接选举总统，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十三亿国民至今不能选举哪怕是最低级别的公职官员，这样的人权状况难道不需要抓紧改变吗？我当然注意到了，中共把民主自由公平法治作为核心价值观。但是，在提升公民选举权含金量方面，执政当局有没有路线图和时间表？如果把这样的事情做到位，恐怕全中国、全世界一定会对执政者报以最热烈的喝彩。
附原文：
在中加两国外长记者会上，有一名加拿大记者向加拿大外长提问，香港“失踪”书店老板、因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而被起诉的加公民凯文？高，并问加拿大将如何推动中国人权发展问题。王毅部长主动表示说，这个问题涉及中国，他要做出回应。
王毅说，你的提问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所谓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傲慢，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你了解中国吗？你去过中国吗？你知道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面貌把六亿以上的人摆脱了贫困吗？你知道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人均八千美元的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吗？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好的保护人权的话，中国能取得这么大的发展吗？你知道中国已经把保护人权列入到我们的宪法当中吗？我要告诉你最了解中国的人权状况不是你而是中国人自己，你没有发言权，而中国有发言权，所以请你不要再做这种不负责任的提问，中国欢迎一切善意的这种建议，但是我们拒绝任何无端的指责。
201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