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微信视频中王毅在会见外国记者的胡搅蛮缠的表态,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禁为之汗颜。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外交部长是十三亿国人的脸面,在世界外交舞台上,怎么能表现的如此不堪呢?

首先,加拿大记者是向本国外交部长提问,用不着王毅先生抢答。即使王毅先生认为可以更好地答复记者提出的问题,也应当先征求加拿大外交部长同意后再作出回答。

其二、记者问加拿大将如何推动中国人权发展?这个问题肯定不是王毅先生所能回答的。王毅先生可以等对方说完自己再做补充。

其三、记者问的是,香港“失踪”书店老板、因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而被起诉的加公民凯文?高的事情。王毅先生知道多少就说多少,你行的正,走的端,只管把事情摆到桌面上说清楚就是了,完全没有必要绕圈子扯其它话题。

真正让王毅先生动怒的是外国记者涉及到了中国人权问题,此时王毅完全失去了外交家的应有风度,而是如同五十年前的红卫兵一样,气急败坏地说斥责对方无礼:对中国的偏见和所谓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傲慢。接着又无端指责对方无知:你了解中国吗?你去过中国吗?这显然不符合起码的外交礼仪。

王毅先生接下来强调中国六亿人摆脱贫困,成为人均八千美元的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人权入宪问题都是事实。人家并没有在这些话题上指责中国政府,您又何必扯出这些话题?一码是一码,我国即便在人权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不能否认存在的问题,更不能借口自己有成绩不容许别人批评。

王毅先生怒气冲冲地告诫对方:我要告诉你最了解中国的人权状况不是你而是中国人自己,你没有发言权,而中国有发言权。这显然不符合国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古训。况且,中国历朝历代都是官本位,都是维护官权,不讲人权。毛泽东执政后大搞政治运动,谁敢提人权二字都会招致灭顶之灾,人权更是荡然无存。中国大陆只是在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承认人权概念,有了人权入宪和一系列的人权进步。当局者自己做纵向比较可谓进步明显,甚至可以引以为傲。但是,与当代文明国度几百年来不断维护人权,提升人权,依靠法治巩固人权进步成果相比,乃是幼稚园与大学的差距。再说,人权概念经联合国宪章颁布,通行于全人类。任何国家的人权状况都与世界其他国家相关。更何况,在互联网时代,没有秘密可言,只要想学习,足不出户就能获得足够多的知识,记者作为公众代言人怎么就没有发言权?无数事实证明,如果只允许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就人权问题发声,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肯定是最糟糕的。

王毅先生最后说,中国欢迎一切善意的这种建议,但是我们拒绝任何无端的指责。在公共平台上,善意与恶意自有公论,无须当事人自己给别人定性。何况,这种由一方定善恶的逻辑本身就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古代先贤早有明训: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王部长用动机论决定如何对待批评,不及古人多矣。

看到王毅先生的表现,让我想起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外交家晏子、张仪、蔺相如,以及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胡适等人的风度风采,其相差何止天壤。

既然说到人权问题,我还想就这个话题多说几句。如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早已实现了直接选举总统,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十三亿国民至今不能选举哪怕是最低级别的公职官员,这样的人权状况难道不需要抓紧改变吗?我当然注意到了,中共把民主自由公平法治作为核心价值观。但是,在提升公民选举权含金量方面,执政当局有没有路线图和时间表?如果把这样的事情做到位,恐怕全中国、全世界一定会对执政者报以最热烈的喝彩。

附原文:

在中加两国外长记者会上,有一名加拿大记者向加拿大外长提问,香港“失踪”书店老板、因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而被起诉的加公民凯文?高,并问加拿大将如何推动中国人权发展问题。王毅部长主动表示说,这个问题涉及中国,他要做出回应。

王毅说,你的提问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所谓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傲慢,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你了解中国吗?你去过中国吗?你知道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面貌把六亿以上的人摆脱了贫困吗?你知道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人均八千美元的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吗?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好的保护人权的话,中国能取得这么大的发展吗?你知道中国已经把保护人权列入到我们的宪法当中吗?我要告诉你最了解中国的人权状况不是你而是中国人自己,你没有发言权,而中国有发言权,所以请你不要再做这种不负责任的提问,中国欢迎一切善意的这种建议,但是我们拒绝任何无端的指责。

2016-6-3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