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荣幸占用诸位的时间,跟诸位交流我们的人生经验和认知世界。今天的题目是应主办者的要求定的,上次在北大讲知识分子状况的时候,研究生会的同学就希望我讲一讲中国的现状,那次没有讲,这一次你们说想听一听这方面的问题,我就不好再推下去了。老实说,我很愿意讲讲我个人这几年的生活状态,我自己的兴趣、爱好。我对中国转型问题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你们介绍我的时候忘了介绍我是一个写诗的,我其实对两个人以上的事不感兴趣,我只愿意过一种个人沉思的生活。

中国的社会转型,其问题是任何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的。除非一个人有毛病,太弱智,或者太天真,才会感觉良好,才会一边倒地歌颂中国的成就,认同中国的崛起,才会把自己眼前的占有形式,自己在三年五年的资源占有当作有意义的人生成功。我们今天最常说的社会成功人士,其成功范围不出大陆,时间长度不出十年八年,因为他们依附的体制碎片或归属的社会结构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体制碎片或社会结构看似稳定了,但它处于严重的内耗之中。何况即使他们一时成功了,但依附体制或社会结构给予的人生满足,跟社会正义、跟合法性、跟善或说合文明性是两回事。他们是一种自我导演的成功。他们不是善、正义、德性的人格形式。

我可以举例子证实这种成功人士或精英人士的虚妄。20多年前,大陆中国正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报纸宣传得轰轰烈烈,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家人一个电话,中办就派人去给他们家清洗地毯,干完活儿后,工人们在一起休息,聊天,有工人就说,要是我也有这么大的房子,这么多的地毯,别说要我讲四个坚持,就讲八个坚持,我也干。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国更是普遍,今天的中国人在大谈三个代表、和谐社会,民间社会也在讽刺代三个表、和谐社会,但如果你是处长局长,你是系主任、校长,别说声称代三个表,就是让你说你代了八个表,让你讲先进性体会,你也会同意的。

中国的问题,一句话,感觉是很糟糕的。用鲁迅的话说,一方面是荒淫无耻,一方面是庄严地献身。或者说,一方面是悲惨世界、停滞世界、贱民世界,一方面是都市时尚生活,是精英世界、是富贵世界。用社会学家的话,这种中国社会结构已经改革之手牢固地定型了,它先于制度改革定型,将是中国进行民主制度革命的最大障碍之一。

中国的问题是瞎子都看得出来的。但为什么还是需要说,因为言说、交流有作用,可以取得共识,可以使我们各自的生活趋向完善。说话在今天是越来越困难了。中国要实现民主转型的另一个大障碍是目前的执政党本身,中共一党专政几十年,既无制度安排也没有雅量接受批评,总把批评现实的话当作要推翻它的话,我以前对它的这一点还很不以为然,但今天的我已经无所谓了,我已经对它不抱希望了。用储安平的话,他在四十年代末办《观察》杂志,批评国民政府,结果政府把他的杂志查封了;储安平说,政府害怕我们批评,可是今天我们连批评的兴趣都没有了。

真是这样,就是中共求我批评,我也没兴趣给它一个字。它了不起要进入我的描述范围。我自己很惭愧,既不像一些知识分子朋友那样批评它,又不像一些实干家比如维权者、志愿者那样身体力行地改造它。我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只是出于智力的兴趣而观察它而已。因为我们不想活得糊里糊涂的,我们得做一个明白人。我们得对我们生存的世界有所解释,这就要求我们认清中国的现状。我跟生活、社会现实、热闹的都市有着很长的距离,这种旁观对社会变革可能没什么用,但可能更客观、更中立。

你们可能看过四五年前我在丹佛大学的一个演讲,“当代中国的现状及中国精英的态度”。那个演讲基本上把我对改革以来的社会现象的观察讲出来了,当然,我当时讲得太感性化,对很多现象没有给予概念定义。时间又过了几年,社会有了新的变化,需要新的解释,我原来的观察也该有一些概念性的结论。但由于我个人的原因,我对有些问题已经不太有研究了。我在那次演讲里说:特定含义上的西方文明精神的影响在中国大陆已经结束。我们可以说它是以闹剧结束的,因为中特理论、德治、三个代表、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和左派思潮已将他们劫掠而去。我说自由主义被劫掠走了,西方精神在中国终结了。这几年,读经热、国学热、文化保守主义登上中国舞台,部分证实了我的那个判断,但我没有研究当年的自由主义是如何变异的,比如吴敬琏先生、周其仁先生、朱学勤先生们有没有变异,如何变异。

我在那个演讲里还说了,由于转型使利益的分布并不均匀,官吏选拔制度的约束造成精英之间的流动不太通畅,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向历史的回归时还打上了新的印记,即精英同质化的现象还不太明显。我预言精英们趋同。后来康晓光也提出了精英联盟的说法儿。但从当下的事实来看,我的这个预言是失败了。精英的联盟也是虚妄的。因为精英血统早已衰败,我们社会已不存在精英,他们最多比斧头帮的混混儿们多一重公开的身份地位。

当然,除开这些细节,我们对当代中国仍可以进行一些粗略的描述。对相当多的中国人来说,堪称伟大的中国当代转型有自己的起点和终点,它的起点是毛泽东时代的总体性社会或说极权社会,它的终点,或者说我们希望是也应该是的终点,是一种民主社会。但我们的转型显然跟西方的俗语所说的一样,我们种下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我们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西方知识的谱系,这使得我们在描述中国现实时,不得不借用西方知识里已有的概念,比如毛泽东时代叫极权社会、邓小平时代叫后极权社会,这么说很方便,但它有两个问题。一,它虽然方便却没有力量。语言、概念是有力量的,有生命的,它的力量强大到可以杀人。比如一个警察知道我是社会闲杂人员、三无人员就可以不把我当人看,可以任意侮辱我甚至打杀我。闲杂、三无、盲流,这种概念可以杀人,而且它已经害死了不少人。这是很可怕的。但相当多的西方名词到了中国就失去了这种力量,比如你说胡锦涛是个独裁者就没有力量,他不会在意你说他是独裁者,独裁一词不构成对他的制约、威权,当年毛泽东是欣然接受了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就是独裁。”你说科学发展观也没有用,这就跟在中国说科学一样,是纸糊的架子,没有用的。有几年民间社会流行公民一说,好像我们一下子又发现了出海口,通向公民社会。但公民这个字眼也没有生命力。你说一个人不是公民,你对他说,他应该做公民,这也不会刺激他,激起他向上向善的人性力量。有些知识分子或知识的信徒们不了解这一点,总是偷懒、图方便把复杂的社会套在一个大家听惯了的概念里,还以为自己说出了一个天大的真理。后极权社会是东欧的一些知识分子叫开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把它拿过来用,已经很取巧很权宜了,或说已经不太合适了;但有些人还把它用到现在来指当下的中国社会,这就太不负责了。你还以为你用它,是在骂这个社会,骂这个政府,你还以为你在警示人家江山不稳,迟早要发生苏东式的民主革命;但人家根本不当回事,人家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这是很可笑的。

用西方术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方便省事导致知识界不思进取,思维的惰性使得我们的思想产品落后于社会发展。比如,苏东革命,最应该有研究的是我们,但我们不去研究它的发生机理,不去研究它民主革命后民主的阶段性、民主的幼稚过程,反而以吏为师,跟着官话叫“苏东事变”、“苏东风波”。听说我们的一些大知识分子还从苏东事变后的艰难,来嘲笑人家,来庆幸中国的发展。这种认知障碍已经没法子解决。但满足、庆幸现状的知识努力能努力到哪里去呢,他们不赞美执政者就已经不错了。至于说解释中国的转型自然更成问题,除了官话,我们缺乏社会转型的总体性解释,我们观察、分析中国社会缺乏足够的思想资源、缺乏工具和方法。我在前年底认定这是一个次法西斯社会,算是一个个人说法儿,但因为我个人的原因,我也没有对这个说法儿进行展开。

就我观察到的中国社会转型,假如把毛泽东时代叫做极权社会,89年前的邓小平时代叫做后极权社会,89年后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次法西斯社会。关于次法西斯社会的描述,你们可以看我的两篇文章,“次法西斯时代的国家、社会和个人”,以及“国丧被囚有所思”。我今天就不多重复了。

可以说的是,后极权社会的政治控制机制是“集权而不觉专制”,次法西斯社会的政治控制机制可以说是“专制而难以集权”。你们可以想想这二者的差别。当然还有很多差别,比如后极权社会是意识形态式的左翼专政,次法西斯社会是利益集团的右翼专政;后极权社会的二元结构断裂是行政主导的,次法西斯社会的二元结构断裂则加入了市场主导和知识主导的力量;后极权社会更多是哄骗式、诱导式的统治,次法西斯社会是抢劫式、打压式的统治。从这个角度看,我同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儿,六四后第一次大规模地公开枪杀平民的广东汕尾事件,跟六四是有差别的。六四事件是领导人的决定,是选择的;汕尾事件是这个次法西斯社会必然的、经常的表现形式。

因此,那些仍停留在后极权思维框架中的人是可笑的,他们视而不见今天社会断裂的现实,视而不见中国崛起的说法儿,大国战略、巨国效应、强国梦想的说法儿。我们今天把70年代出生的人80年代出生的人叫新人类或新新人类。这个89后的次法西斯社会,已经有16岁了,真的像有些文学批评家称道的,当得起“新新中国”的称谓了。

但这个新新中国跟新中国是不是完全不一样的国家呢,就像新新人类是否跟人类不一样呢?这也是瞎子也看得出来的,他们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他们是一个家族的不同变种。那些停留在后极权思维中的人就难以研究他们的异同,也就不能认知毛泽东时代以来的社会一贯性。即极权、后极权、次法西斯三个时代在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没有变天,没有民主革命,这个社会的统治术或治理之道就没有本质的变化,人们的生存本质即我说的类人孩状态也没有变化,我们都是被国家机器这个大家长看管的孩子。离开这一点,去看中南海的新主人们,去看第三代核心或第四代班集体,去猜测他们的行事逻辑,就极容易一厢情愿、自作多情。

而我们之所以要用后极权、次法西斯来称呼我们的社会,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在变动,在转型,我们需要认知新的动向,我们需要找到力的方向,需要找到时代的精神出路。它是变得更积极了,还是更颓废了;是变得更原子个人了,还是变得更集体依附了。权力运行是变得更温情了,还是更肆无忌惮了;变得更隐晦了,还是更赤裸裸了。我用次法西斯社会,也是想了解这个社会要“坎陷”到什么地步,要了解各个阶层在社会中的利益构成及保证形式。

那么这个次法西斯社会有多长时间?从89年算起,它有16年了,它还有多少年寿命?它的终结形式是什么样子的,是动乱、社会阶层分裂,是清算、审判还是赦免实行精英式民主?在这些问题上我想得不多,因为这是大家的事,取决于大家的努力。如果我们不努力,这就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次法西斯社会是一个长期停滞的社会。台湾的柏杨先生曾在监狱里研究中国历史,提出了王朝瓶颈一说,他认为一个王朝过了二代三代,就度过了危机期,就进入了一个长期停滞的时期。我在想柏杨这一假说时,主要想到了士大夫阶层的精神心智,他们要么在进化的阶梯上停滞,因为有孔孟之道高高在上使他们看不到别的路,要么一根筋地维护孔孟之道,即做了专制的帮忙帮闲,甚至帮凶。今天的我们如果不愿帮专制的话,如果我们既不能清算,也不愿赦免,那么我们就得寻找精神上的出路,寻找现实中的出路。

说实话,今天中国的问题已非一人之力所能改变。由于士大夫或说知识精英的帮忙,中国特色的专制,皇帝四十年不上朝,社会继续维持下去。今天的中国,有没有中南海,其实也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可叹的是,我们中间号称最敏锐的人,总把中南海当作念兹在兹的对象;就像王朝时代的士大夫把一天都没见面的皇帝当梦中情人一样。假如胡锦涛先生听劝,我们劝他像蒋经国先生一样,也是不可能了。蒋经国先生意志顽强地说过,只要他在位,他就不允许台湾岛上有流血。但胡当政三年,大陆官民冲突已有不少流血了。何况胡即使有心他也无力。很多人因此同情胡锦涛,以为他处境艰难,形格势禁,很多事由不得他。这也不对。我一再批评唐德刚黄仁宇的历史观是一种决定论式历史观,我们当代的精神底色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撞大运式的,是宿命的。但如果要我给胡锦涛,这个清华大学毕业的人送几句话,我可能会说,后人看历史是决定的,历史在当下是选择的。

我们谈了这么多关于转型社会的问题,那么个人在其中生活有什么意义?这里就涉及到我今天演讲题目中的一个概念:个人伦理。个人伦理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个体自身存在的方式,我们个人的生活方式,我们个人跟世界的关系。我们如何自处、慎独并与外界相处。个人伦理涉及很多问题,你自己向内反省要做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向外努力要求什么样的机会。有的人会说我要内圣外王,有的人内心充满仇恨外在表现就可能是强烈的反社会反人类,有的人内心迷茫外在表现可能就是破坏性的。

但对一个社会而言,个人伦理最终要跟时代社会的发展保持某种关系。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人类应该实现自己的梦想,这种理想不是仇恨的、破坏的,而是一种和谐,是恩格斯说的人同自然的和谐以及人类自身的和谐。可是光说这一梦想光说你要和谐是没有用的。中共提出和谐社会没错,但没有用处,因为它没实现和谐社会的办法。

要实现人的理想,个人伦理中最重要的一点,即必须确立起人的主体意识,在试错中走向健全的社会关系。有的人可能不想获得成人的主体资格,他说我宁愿依附别人、依附体制,一辈子做乖孩子,一辈子装孙子;有的人有了主体意识,却又总处于利害的算计之中,这种个人伦理就是无意义的、犬儒的。

确立健全的个人伦理很重要。如果我们都不是独立的主体,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原子个人式的,就是一个弱肉强食式的丛林社会。当然,个人的心智成熟和外在关系的完善健全不是一下实现的,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更确切地讲,对一个民族社会的个体而言,它应该是一次伟大的运动。在这方面,我个人是乐观过头了。我在五年前《关于九十年代的汉语思想》里曾经说过,80年代的中国人是以人道主义消解极权主义,90年代是以自由主义消解专制主义,我预言新的千年世纪,在它的第一个十年里是以个人主义消解集体伦理。但这个十年已经过了一半,我们社会里没有个性运动,没有出现巨大的精神个体,没有出现特立独行的人格。

我希望能有很多机会和场合承认我的预言的失败,并检讨其原因。从这一个案中可以看出,80年代的中国人努力、以及90年代的中国人努力,其成就是要大打折扣的。就是说,80年代的启蒙运动、人道主义思潮,90年代的自由主义努力都是不彻底的,所以导致中国人至今没有出现个性解放运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思想过于匮乏的结果。当然我们已经不能对知识精英抱希望了,他们的意志在后极权社会表现得最高,在次法西斯社会就只一年不如一年地混了。说他们全面帮凶帮忙地专制,是有点刻毒;为顾面子,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全面保守了。

生活在我们这种社会里,人是不能抱希望的。你如果不介入,你如果不付诸行动,你对这个社会的希望就是没有意义的。你希望后极权社会能转型到民主社会里,但它偏偏不满足你的希望,它转型到次法西斯社会里了;你希望胡温新政,但胡温治理的社会较之从前更多恐怖、血腥,你希望个性解放、个人伦理消解集体主义,但那么多人要考公务员,要挤进体制,要依附某个单位;你希望中国社会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型,市民有个觉醒,有一个波澜壮阔的市民运动,但社会没向这方面转型,而是越来越冷漠,走向原子个人主义。

尽管中国社会的转型从宏观层面看,从表象上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这种原子个人主义之上的成就就像沙土上建筑,极为脆弱。十万人的骚乱就可以让一个县城倒退回十年以前;一个政策或地方政府的措施就可以让一个繁华的小镇萧条至极,这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出现了很多个案。费孝通生前曾说,中国最近20多年发展比较顺利,有些人就以为一切都很容易,认为生产力上来了就行了,没有重视精神的方面,他说与西方比,我们缺“文艺复兴”一段。费先生说的其实也是个人伦理的重要性。在中国生活,你想求得什么样的机遇,你想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你跟他人相处有没有“共同的人性”。没有共同的人性,对方可能是狼,你的存在也可能是对方眼里的地狱。

在西方现代转型数百年期间,历经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派运动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个人伦理的完善,个人必须在生存世界的关系中确立起某种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比如莎士比亚、歌德、雨果们那种空前的人类自信、乐观精神,克尔凯廓尔、陀思妥也夫斯基、卡夫卡那种空前的人类迷茫、悲观、深思精神。这些人文主义运动都产生了极为丰富的公共知识产品,满足了社会转型的需要。但我们当代的社会转型中,上至执政党领袖,下至平民百姓,想要的公共知识产品却迟迟产生不出来。我们既不能实证某种空前的人性或中国人的自信、理想、乐观,又不能彻底地悲观、失望,我们因此难以有效地参与社会公共制度、公共空间的拓展建设。

比如现在流行的宗教信仰、市场热销的个人励志一类的图书并不是我们社会的公共知识产品。人们希望自己的心灵有所寄托,这很好,这是意识到个人的有限性,但一个社会要表达有限性不是借助于形式宗教,而是公共知识的开智启蒙。比如朱学勤先生在读书人中间影响很大,他有一个“狼奶说”,说是60年代出生的人是喝狼奶长大的,有毒,现在应该把狼奶吐出来。这个比喻很好,但很可惜没有成为我们社会的公共品。朱先生本来应该由此进一步往深里思考,从而能对社会各阶层演绎他的“有限说”,但他只是对圈内人说话了。这就不够,这一事实也证明我刚才讲到的80年代、90年代思想界的不彻底性。这种成就真的是要打折扣的。对有些想内圣外王想做救世主想一言而为天下法的人来,朱先生的思想是很好的。更为重要的是,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都应该意识到自己是有限的。很可惜,在这方面,我们提供的思想资源和知识产品不够。这样就使得我们社会的个体陷入分立对立的状态,而难以和谐共处。一部分人仍是狂妄自大,一部分则绝望自卑得去信仰了。

个人伦理含有三个层次:人的生物性、社会性、个体性,对应的生存要求是欲望、理性、精神气魄或信仰,对应的生存状态是生态环境、世态环境、心态环境。

海外的胡平先生批评吴思的历史写作暗含90年代以来的社会思潮,即只顾欲望和理性算计的犬儒思想,而忽视人的精神气魄,这是很有道理的。

因为缺乏我们说的人文主义运动,缺乏个人伦理的呼应、声援,我们当代中国的个人生存质量在文明眼里是较为低下的。你们可能不理解这一点,好像一到北京王府井一到上海的外滩就觉得我们是在文明的中心,或觉得我们站在文明的前沿了。这不对。你想像一下中东地区,那些靠石油起家的阿拉伯国家,他们那里的城市建设也美仑美奂,但你认为他们跟文明站在一起吗?无论我们怎么做样子,我们中国人的个人伦理不能完善,我们在文明眼里就是低等的生物。

我们的生态环境是不用说了,山河大地在流血供养中国人,中国人反过来作践了大自然,生态环境破坏、污染严重。我们的社会,世态环境,可以说是世态炎凉,丛林法则使得有人认为,在我们这里大概只有血缘关系才是善的延续形式。至于心态环境更不容乐观。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富起来的人都不知道怎么打发光阴,中关村的企业家说羡慕比尔-盖茨,深圳的大款无所事事只好去把攀登珠峰当作人生挑战和享受了。更多人的心态在精神气魄方面严重萎缩,反而以为自己在寻找真理,自己有了信仰,越来越多的人信仰佛教、上帝、真主、李老师,这些行为并无太大差别,也没有太大意义。用历史学家的话说:流行于罗马帝国的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在一般人民看来,同样应验,明哲之士看来,同样荒诞,统治阶级看来,同样有效。

我的话也就讲到这里,要说明的是,我说了这么多,不是要你们对中国转型悲观失望,我们描述了我们的世界,但我们的精神不应停留在跟它同样的高度,何况解释中国转型会有另外一种形式,一种轻松的、喜剧的形式,我会再找机会跟你们分享;第二,我的意思是,个人伦理对社会转型的意义极大,只要你的精神气魄还在,你的理想志向没有动摇,只要少数人仍在努力,这个社会就有希望,就是值得我们生活下去的。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像姚立法、郭飞熊、高智晟这样一流的民间政治家,我们的转型可能比历史学家预想的还要快一些。

文章来源:余世存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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