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哲(1890-1976)今天已经不太为人所关注,而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无论在文坛还是学界,她都是一位风头很健的人物,她是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之一任鸿隽的夫人,是胡适精神上的同道者,当她1917年在《留美学生季报》发表白话小说《一日》时,鲁迅的《狂人日记》还没有问世,那个时候力倡白话文的胡适后来感慨地说:“她是我的一最早的同志。”她的小说、散文都是新文学运动早期的收获,在文学史上自有其地位。陈衡哲于1914年到美国留学,先在瓦萨女子学院就读,主修西洋历史,兼学西洋文学,后入芝加哥大学,1920年获得获得硕士学位。回国以后,她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担任西洋史教授,1926年前后,她曾因商务印书馆之邀,编写了高级中学教科书《西洋史》上下册,以清新的笔调将复杂交错的西方历史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成为风行一时的名作,奠定了她作为史学家的地位。然而,她在民国舞台上扮演的最紧要角色,首先不是作家,也不是学者,而是一位热切关怀社会事务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努力周报》、《现代评论》到《独立评论》,一直到《观察》,她都是重要的撰稿人。特别是储安平编《观察》周刊时,陈衡哲对他的支持很大,这一点他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得很清楚:“在先生的朋友中,比较了解我也最鼓励我的,大概要算陈衡哲先生了。”

有人说陈衡哲“眼镜后面有一双秀美的眼睛”,她的眼睛何尝又不是锐利的。她常常能在旁人习以为常的问题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她的目光并不是投向白热化的激烈的政治斗争,而是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关注儿童问题、妇女问题、教育问题以及其他种种社会问题,她以女性的视角观察社会,同时不失批评家的锋芒和学者的睿智,

1935年,任鸿隽出任四川大学校长,陈衡哲随夫入川,写下有名的《川行琐记》,在《独立评论》连载发表。其中1936年4月发表的《四川的“二云”》一段尤其引起当地势力的嫉恨,遭到他们的围攻,成为任鸿隽辞职离川的原因之一。在这篇文章中,她对底层的四川百姓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四川的农夫是中国最可怜,最值得我们同情的人。”同时她直言不讳地揭穿了四川的许多黑暗面:

“我们都是中国人,我决不敢以恶意来批评四川;我也不是喜欢作笼统话的人,说四川这不好,那不行。但我的良心却也不许我作阿谀取悦之言,说什么四川是天府之国呀,四川人民是中华民族的精华呀!我觉得廿五年来军阀恶政治的结果,不但使住在四川的人个个走投无路,并且在道德方面,在人生观方面,也似乎发生了许多不幸的影响。一个社会愈混乱,愈没有法纪,那么,那社会的原始人性也一定愈加发达。因为若不如此,一个人便非被逼死不可了——或是身体上的逼迫,或是心灵上的创痛,它的煎熬促死的力量是一样的。这可悲的情形到处都有一点,但在四川却更为显著。”

她的所见所闻处处坐实了有关“社会愈混乱,原始人性也愈发达”的看法,特别令她感到震惊的是当地的纳妾现象,她深知这是中国的一个腐败制度,决不是四川所独有的。“但四川的情形却另不同。在别的地方,妾的来源不外三处,那便是:丫头,娼妓,和贫苦女孩子。在四川,有许多阔人的所谓‘太太’却是女学生,而有些女学生也绝对不以做妾为耻。(关于有些女学生的‘宁为将军妾,不作平人妻’的奢望,我得到的报告太多了,可以说是一件讳无可讳的事实。我希望四川女学生中之优秀的,能想个法子来洗一洗这个耻辱。)这是四川的问题与别处不同的又一个例子。”

她还不无吃惊地发现,在那里,人们并不以吸食鸦片为耻。“吸鸦片的中国人当然不以四川为限,但至少在我的经验中,吸鸦片的一件事,不论是在吸者自己或他的亲友的眼中,总还是一件讳莫如深的丑事。在四川却不然,你到一个人家里去吃饭,除非那是一个开明的家庭,像我们的四川朋友的家庭一样,主人是要请你上坑吸个一口两口的,你笑着说不吃,他便要说,‘那有什么关系呀!吸一口好消食,不用客气吧。’有几个外国人告我,他们也曾同样的得到过这个经验。”

她分析说,“四川的病源,近一点的看来,粗枝大叶的说来,可以说有两个,其一是军阀,其二是鸦片”。在军阀治下,她如此大胆直言,当然不会受欢迎了。文章发表几个月后,成都的报纸对她进行大肆攻击,说她攻击四川女学生都想做小老婆,四川七千万人都是鸦片鬼等等。那些报纸惟恐这样的攻击不够,还利用作者是一个女子,“捏造许多不相干的事实,用极秽恶的言辞来加诋毁。”

在国难当头之际,陈衡哲所关心的不光是一些具体而迫切的社会问题,而且在思考更深入、关乎民族长远命运的大问题,1935年6月,她写过一篇《我们走的是那一条路?》,指出横在我们面前的道路有四条,第一条是浑浑噩噩、行尸走肉的路,第二条是在“刀头上舔血吃”的廉耻扫地的路,这两条都是辱身亡国的死路。第三条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路,第四条是忍辱含垢以求三年之艾的路。这两条是自救的活路。在第一条路上走的人最多,最让人感到无地自容的是走第二条路的人,或借国难营私自肥,或做汉奸,或将种种手段聚敛的财产转移到国外,随时准备开溜。对于第三条反抗之路,或者说自毁之路,她的评价是“即使有时抗拒的结果仍挽不回一个国家的危运,但它的荣誉与人格却至少是保全了,它的民气也就不会一天一天的消沉下去,终至于无可救药了。”她最赞成的是第四条路,那是和无耻的偷生截然不同的,她更强调“内在的预备”,“即是在大难当前的时期中,每一个人都应该咬着牙齿,先把自己的身体培植到受得起磨折的程度。然后再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专门人才,各在各的本分之内,把能力与知识弄得充充实实的,听候国家的征求与使用。但最基本的预备却是在人格的一方面。俗语说的,‘真金不怕火烧’;故一个有气节的民族是不但不会畏惧外来的侵凌,并且还能利用它,使它的磨折成为一个身心交织的火洗礼,然后再从那灰烬之中,去淘出那愈烧愈坚的真金来。”

陈衡哲的这些文章大多数都没有结集出版过,散处在发黄的旧刊中,但我们不能不承认,那就是“愈烧愈坚的真金”,是一个动荡岁月中,一个女性知识分子对自由、对人性、对民族、对未来坚定的信仰。这样的人不该被历史掩埋。欣幸的是今日之中国,还有肖雪慧、崔卫平、邢小群、艾晓明、陈小雅,还有茉莉、何清涟……她们的眼睛和当年的陈衡哲一样,关注着我们这片苦难的大地,她们的声音同样足以穿透一个罪恶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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