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律师群体的崛起，是近些年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现象之一。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律师绝迹。考其原因，一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那时侯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人都须站稳阶级立场，怎么还允许你为坏人、为阶级敌人作辩护？另一个原因是社会结构方面的。毛时代的中国实行的是单位所有制，每个人都被纳入这一个或那一个特定的单位，单位包办你的一切，个人无从脱离单位，所有的单位都直接归属于政府。那时侯发生了什么矛盾或纠纷，不论是同一单位内部或不同单位的张三与李四，群众与领导，这位领导与那位领导，解决办法统统是找组织，找领导。这一层领导不好解决则上交到上一层领导。那时侯连法院都形同虚设，律师更是无用武之地无立足之地。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原有的单位所有制解体。个人可以脱离单位，单位也不再包办一切。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什么矛盾和纠纷，“找组织”就不大管用了，法院的作用就不可或缺了，于是乎，律师也就派上用场了。
伴随着律师这一行业的重新兴旺，维权律师也应运而生。最早的维权律师主要是为政治异议人士作辩护（其他类型的民间维权活动大多还是这些年才发展起来的）。维权律师的出现，对共产党而言，称得上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在过去，为“反革命”辩护差不多就等于是“反革命”，可是在如今，既然共产党也承认了“反革命”有权请律师，而律师的工作或角色正是为“反革命”辩护，那么它该怎样对待这些律师呢？显然，从理论上讲，如今的共产党已经不可能再把为“反革命”辩护的维权律师也打成“反革命”了。这就是说，如今的共产党，不管在心底里对维权律师何等敌视，但是在表面上却不得不承认维权律师的合法存在。我们知道，维权律师为政治异议人士辩护的基本立场就是，不问内容，祇问形式；不管别人发表的言论是否“反动”，祇管别人的问题是否祇是言论的问题。因此，维权律师就成了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的阐扬者和捍卫者，而且还是被专制当局承认其合法存在的人权的阐扬者和捍卫者——你道奇也不奇？
一般人或许以为，为政治异议人士作辩护，无异于直接反对专制当局，因此，风险一定是最大的。其实未必。原因很简单。自六四之后，在迫害政治异议人士的问题上，当局早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反正是你辩你的，我判我的。长期为政治异议人士作辩护的张思之律师和莫少平律师都说：“我打的官司没有一件是赢了的。”这当然很可悲。但更可悲的是，正象青年法学家王怡指出的那样，律师和政府抗辩是“输得起赢不起的”。越是有赢的可能风险越大。就以太石村案件为例，如果双方对簿公堂，维权律师把村官和其他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的证据一一陈示，法官怎么能睁着眼睛说瞎话，替腐败的官员开脱呢？所以，政府方面祇好防患于未然，先把你律师抓起来再说，要么就给你律师判个伪证罪。很多维权案件，看上去在政治上并不敏感，也并不是毫无胜算的可能（事实上也确有少数案件获得某种成功），但祇要被告的一方具有比较深厚的权势背景，他们就会运用各种极端卑鄙的手段对维权者下毒手，从而使得维权者陷入极高的风险。法轮功问题是现今当局的头号禁忌，为法轮功辩护的风险不问可知。这就是为什么在今日中国，律师竟成为一个危险的职业，而维权律师自身却最缺少人权的保障。
但与此同时，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今天，那些依然坚持维权的律师们会成为我们时代的英雄。因为他们站在维权活动的第一线。一方面，他们是学有专长的专业人士，可归入知识精英；另一方面，他们和社会大众、和所谓弱势群体密切相联，堪称民众的代言人。他们的知识训练，使他们很容易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他们的深入民间，使他们很容易获得普通百姓的广泛认同。例如在台湾，反对派第二代的领军人物许多是律师出身。这应该不是偶然。但那毕竟是后来的事。在现阶段，中国的维权律师的所作所为恰恰是最纯粹的人权工作。所以当局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对之镇压，而祇能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进行迫害。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今日，中国的维权律师可以存在但又处于高度危险的原因。
让我们向维权律师致以崇高的敬意。维权律师维护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权，我们也必须关注和维护维权律师的人权。
2006年1月
《数人头胜过砍人头》第六辑 时事纵横
（晨钟书局 二零零六年十月。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