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曾庆红
江泽民(左),曾庆红(右)。图为1997年资料照。(AFP)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的“伯乐”是江泽民还是曾庆红?》中已经介绍到了胡锦涛当年在位的两个时段,即十六大至十七大这第一时段和十七大至十八大这第二时段,分别是由两个“太子党”成员“辅佐”,前一个是曾庆红,后一个是习近平。

自习近平上台之之后将两个前任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政治上打翻在地之后,中共内部即把胡锦涛八年间的军委主席权位事实上是被两个军委副主席“驾空”的说法对外公开,但无论是中共内部还是外部世界在回顾胡锦涛事实上从来没有把军权抓在自己手里的同时,都忽略了胡锦涛在位时的党权也从未“独揽”,尤其是党内组织大权,前五年是被他“放心”地交給曾庆红行使,后五年则是由曾庆红的接班人习近平接掌。

而曾庆红在辅佐胡锦涛之前,已经以“大内总管”和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长的身份辅佐了江泽民十三年多。如果再加上江泽民交出总书记之后又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两年时间,曾庆红在中南海里辅佐江泽民的时间长达十五年。

如今一说起曾庆红,外界媒体仍多以“江泽民的大内总管”称呼之。乃笔者的“专利。

笔者二十多年前年前发表过一篇题为《位高权重全凭红色背景—-江泽民的大内总管曾庆红》的数万字长文,文中介绍说:如果说邓小平的政治生命正式结束之後,中共政坛上还有一位身居於“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者,此人即不是政治局常委会里的第二手把李鹏,更不是政治局里唯一有实力与江泽民唱对台戏的乔石,而是被江泽民礼聘为“大内总管”的曾庆红。其具体职务对内称之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共中央警卫局政治委员,对外则称之为“国家主席特别助理”。而他之所以能够官就如此之高位,除了“后天政治努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其“先天政治养分”较别人更为充足。父母及革命战友们给予他的“胎教”便是誓死捍卫红色政权,所以政治元老和江泽民不信任他还有什么人值得信任?正所谓“权力基础来自父辈的生死患难,位高权重全凭红色背景”。如今,用这两句话来形容习近平的权力背景以及他与曾庆红和江泽民之间那种被曾庆红形容这“血浓于水”的关系,依然是十分的贴切。

回想一九九三年初,中共十四大闭幕不久,被江泽民从上海带来的“第一红人”曾庆红正式顶替了“前朝旧臣”温家宝,被从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位置上扶正。自此,江泽民无论是巡幸中国大江南北还是周游世界大小国家,曾庆红必定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特别助理”身份随侍左右;江泽民在京主政时,曾庆红虽然连个中共共中央候补委员也不是,但却是中共核心领导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法定”在座的第八位出席者(政治局常委共有七位)。

按照中共政权自毛泽东时代定下的规矩,党、政(包括人大、政协)、军最高领导机关的领导人分成三级“政治待遇”。而所谓的“政治待遇”则主要体现在所能看到的中央文件的机密等级和享受“政治保卫”的等级—-住房及出门乘车等生活、工作上的物质待遇,又是同“政治保卫”的级别直接挂勾的。

按照这个规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或未名列政治局常委但担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四套班子第一把手者,在内部通称为“党和国家一级领导人”,享受“一级政治保卫”待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包括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副职领导人,最高法院及最高检察院的正院长,在内部则被通称为“党和国家二级领导人”,顺序享受“二级政治保卫”待遇。

一般来说,中央警卫局给领导人安排警卫力量的班次时,凡享受一级保卫者,平时的住宅里要有“内勤”,住宅外还有“外勤”,故警卫兵员不会少於一个排,而享受二级保卫者,如果是住在成片开发建设的首长住宅区内,则整个住宅区被派有外勤,而具体每个首长的家中则配有一个班的警力。如果一个班的警力分四批轮流值班,每批也还有三个人。

至於军队方面,因为“工作性质特殊”,更是因为军方领导自己有一定的调兵权力,保卫级别同党政系统不太一样。比如大军区也就是如今所谓战区的军政一把手,其警卫力量往往比一个党内的普通政治局委员的警卫力量强得多。

另外,还有一些与警卫力量相当的待遇区别,比如享受“一级保卫”者,有权利选择是否住在中南海内;京城内行动有车队,即警车开道和警车殿後;出远门则可以享受天上空军专机师派发专机、地上铁道部门安排的专列。

享受“二级保卫”的,有资格住独立宅院或单独一座小洋楼;京城内活动只有警车开道,但没有警车殿後—-愿意“轻车简从”者虽没有警车开刀,但其所乘专车不但配有防弹设置,而且车内还有活动警灯和警镝,以备一旦遇险时畅行无阻;出远门虽陆路没有专列,但却有资格在客运列车上加挂一至两节“办公车厢”;乘飞机则是根据随行人员的多少,包下某趟民航班机的整个或部分头等舱,除特殊情况没有专机。举个典型的例子,一九八九年六月之前的江泽民还祗是一个政治局委员,进京时只能乘坐民航班机头等舱。所以,八九年五月下旬中央派专机接江泽民进京,上海方面的干部立刻据此判断北京有紧急情况。

至於普通中央委员及各部正职负责人,则是享受“三级保卫”待遇,对不外能称其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另外,从中共决定“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时,即明确规定领导干部离退休後,原来所享受的一切待遇不变。也就是说,当年的邓小平也好,杨尚昆、万里等人也好,如今的江泽民、李鹏还有朱镕基什么的,至死都要享受“党和国家一级领导人”的所有待遇。

中共从中央警卫局到各大城市的警备区,从公安部九局(专司政要保卫)至各省公安厅的九处及各省委保卫处,在安排或接待“党和国家一级领导人”外出行动时,有所谓“特勤”之说。比如当年的江泽民,如今的习近平要到北京某大学与大学生们座谈,出行时不但前面要有专车“趟雷”(遇有爆炸物可以替死),出行前两天还要有专车“踩道”(提前探雷)。而对所谓的“三副两高”则祗是随行护驾。“三副”即前文所说的副总理、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两高”则指高法和高检的正院长。至於国家副主席,当年绝对是算在一级领导人之列的。但如今李源潮成了国家副主席之后,规矩就被习近平給变了。

对中共官方媒体稍加留心就会发现,江泽民时代的国家副主席,“党外民主人士”荣毅仁在中共所有领导人排序中从来是名列第八,七个政治局常委之后就是他。

但是,在报纸上排名第八仅仅是荣誉而己,荣毅仁是绝没有可能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厅的。所以,从实际政治待遇角度讲,当年的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地位要远在曾庆红之下。与曾庆红同时代的人都还记得“文革”时期大陆有一部从阿尔巴尼亚进口的电影,名字是《第八个是铜像》。曾庆红手下的一批“政治哥儿们”时常借此打比方,称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第八个是曾庆红。如果说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兼中南海警卫局局长杨德中上将是中南海的“总镖头”(,一九九七年十月之后改为江泽民卫士长出身的由喜贵),那么行政职务还在杨德中之上的曾庆红则堪称中南海的“大内总管”。

从一九八五年六月开始与江泽民同时进入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序列的曾庆红,到八九年六月又同时离开上海进京。在这四年时代里,曾庆红先後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上海市委秘书长、上海市委副书记的身份充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的副手,而後又成为新任市委书记江泽民副手。一九八九年六月江泽民一跃成为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时,曾庆红同时成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江泽民同志办公室主任”,被认为是中共政坛位於江泽民一人之下的第一宠臣。而他之所以能够有当时的权倾朝野,除了确实有过一番“後天努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他的红色出身。对红色政权与生俱来的“阶级感情”,令“老同志们”对他十分放心;父辈之间的生死患难令江泽民对他刮目相看。

与之同理,当曾庆红向江泽民举荐习近平出任总书记“接班人”时,江泽民也是和当年信任曾庆红一样,首先相信习近平对红色政权的忠诚度,其他“候选者”无法与其相比。后续的内容,留待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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