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溆浦向警予纪念馆

湖南溆浦向警予纪念馆(网络图片)

我出生和至今仍然居住的这个县域,在民国时代,颇出了几位在全国都算得上有名气的人物。如向达,二十世纪早半页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对中国古代交通史,对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有过独到的研究和发现,尤其是对中国自己的“敦煌学”起步,起过奠基石一般的关键影响;又如出版家舒新城,他三十几岁时主编的巨著《辞海》,现今仍是中国文人学士书柜里不可少的大部头工具书。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绵延悠长的,不管时下的中国社会如何乱象横生,日后又会怎样变幻莫测,只要中国的文化不灭失,他们的功绩都难以在中国文化史上被抹去。在他们之外,还有一个名人,但前边要加一个“红色”,这就是向警予。

向警予1895年出生于溆浦县城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十九世纪末期,中国政治专制的烛光与两千年前相比,已经是强弩之末,有气无力飘摇于风雨中。一大帮从四书五经故纸堆里走出来的士大夫们,他们面对破落衰败荒芜的家园,迷惘哀叹之后,最终把寻求国家出路的目光投向了九州之外的广阔区域。几番冲刺和较量,清爽而蓬勃的人类新文明之风终于一阵又一阵刮进了这块散发着霉气的苍老土地。于是,女儿之身的向警予得以堂而皇之跨进新式学堂,可以远离父母独自一人去省城长沙就学读书,接受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笑莫露齿,坐莫摇身”完全迥异的现代教育。

1917年,向警予从长沙周南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回到家乡。此时的她,风华正茂,睿智的大脑装满了一大堆新思想新观念,同当时所有新式知识人士一样,很想在这个吹拂着自由之风的新时代建功立言,做一番大事业。由于她受的新式教育,由于她的才华,由于她父亲是当地商会会长,很快,向警予接手了创办不久的溆浦县国立女子学校,担任校长。甫一上任,她便把该女子学校变更为男女混合小学堂,经过一段时间的走乡串户辛勤劝学,当看到学校操坪里到处都是活蹦乱跳的男女学童,她微微一笑,一种成就感洋溢于心中。

向警予办学的那个年代,旧时的条条框框已被冲破,人们在思想、著述、研究,讲学等方方面面都没有了束缚和禁锢,可以说这是中国社会有史以来最为阳光的时段。张謇,蔡元培,梁启超,竺可桢,丰子恺,黄炎培,陈寅恪,巴金,鲁迅,等等,这些至今仍为中国人挂在嘴上津津乐道的大师级人物,几乎都是那个风和日丽的土壤催生而出的。在那样的时代,聪明的有才华的向警予如果在自己有抱负的领域一直走下去,在今人的记忆中,至少会在地方教育史上被重笔浓墨描述,家乡父老会长久感激和铭记她对这块偏僻之地的文明教化功勋。遗憾的是,没多久,向警予放弃了她的办学生涯,于是她人生的最辉煌也就到此咔嚓而止。

向警予在长沙周南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与一个来自湖南双峰县叫蔡畅的女同学玩的很亲近,进而同蔡畅的兄长蔡和森相识,接着,蔡和森的哥儿们毛润之也成了向警予的圈内朋友。毛润之这个人聪明,爱看书,但当时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传播的宣扬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思想的著作,他不屑一顾,他的浏览兴趣全是中国历史上农民如何造反改朝换代、皇帝如何驾驭群臣治理国家的权谋之术。恰巧,当时俄国的列宁率领一帮布尔什维克,依照犹太人马克思的理论,在德国资金的帮助下,轻而易举夺得俄罗斯政府的权力拐棍,建立起了苏维埃共产党政权。毛润之闻之,如打了鸡血针,兴奋不已,便邀上三五同学搞了一个“新民学会”,又动员湖南朋友们去诞生过“巴黎公社”的法国打工,以此接触法国工人,从那里领会共产党祖宗马克思的造反精髓,为日后汇聚梁山做准备。向警予受到毛润之影响,以为这是一条既可以建立理想国家又能够施展才华的康庄大道,便断然放弃自己在家乡兴办教育的人生选择,和蔡和森、蔡畅一起,乘轮船远赴大洋之外的无产阶级革命根据地,以寻找所谓的“共产主义真理”。

1921年底,向警予在法国闹事被驱逐回国。这之前不久,一个荷兰人和一个俄国人,奉共产国际之命,在中国刚刚主持成立了一个叫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即中国共产党。向警予闻知,迫不及待申请加入,赶上这个组织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便做起了该组织的第一任妇女部长。1927年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期间,蒋介石发觉不对劲,这个合作方在共产国际扶助下暗地里作祟弄鬼,欲趁机夺取国民党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在中国搞苏联一般的无产阶级专政,乃大举抓捕共产党员,一年后,共产党中央妇女部长向警予在武汉落网,三十三岁的她旋即人头落地。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悲哉向警予!

中国自进入所谓文明时代以来,天下运转均以王室利益为轴心,“朕即国家”“国家即朕”磐石一般压在中国人头上三千年。哀鸿遍野,悲歌一曲又一曲。终于,历史走到了向警予生活的这个时代,武昌城一声枪响,赶跑了皇帝,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建立。东方日出,奄奄一息的中国社会从王权捆绑中解放了。在中华民国的五色旗帜下,中国人第一次获得了权利和自由,不再是王权统治下唯唯诺诺的臣民,人们可以创办私人报刊、杂志,发表各色政治意见,可以结党立社,可以集会、示威,可以自由发展工商贸易,可以自由信仰使灵魂得到抚慰的各色宗教,尤为耀眼的是,同世界先进民族一样,中国开天辟地有了宪章,有了三权分立的权力机构,国家最高领导人不再是世袭接位,而是要由议会投票选举产生。人类现代文明之光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崭新景象,使无数人于喜悦中憧憬着未来民富国强的文明中国。当然,在有着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土壤上突然建立起的这个民主国家,不可能从一诞生起即四平八稳风雨无忧,同蹒跚学步的幼童一样,肯定会时不时摔一跤,磕伤手脚,甚或闹出笑话和荒唐,但民主框架既定,在人心所向的簇拥下必然会一步步趋于完善和成熟。中国以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全新形象立于世界之林的航船已经起锚,在颠簸中开始缓缓行进。

在这个背景下,向警予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知识女性,情愿放弃优越富足的生活,丢掉自己最初的事业向往,去参加共产党,要以武装革命推翻这个刚刚建立起的振奋人心的共和国,她的内心绝无可能是出于盲目或者糊涂。向警予一定是坚信了马克思主义,以为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人类获得幸福的指路明灯和救世主,按照这个理论建立起的红色政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自由、平等,公正、富有,必定是那个时代的中华民国远远不能比拟,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将是人类社会最为优越最为美好的国家,是和平鸽衔着橄榄枝翩翩翱翔的人间天堂。向警予义无反顾,要为这个伟大的目标献出自己的全部才华,即使流血死了,也是倒在追求人类崇高事业的途中,和普罗米修斯一样,虽死犹生,重于泰山,留取丹心照汗青。

中国不幸,但向警予似乎有幸。在她死了二十一年后,她当年参加的那个党凯旋进入北平,登上天安门城楼,中国的广袤大地终于成为了这个党的手中之物。然而,从此时此刻起,这个党过去曾经逢人便激昂宣扬要建立的那个自由的民主的中国,那个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中国,那个“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市议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的中国,那个“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的中国,便统统烟消云散不见踪影。

向警予和她的共产党人当年要推翻的那个民国,是学术自由、讲学自由、研究自由、著述自由的民国,是人们正开始享有权利和自由的民国,在这个民国,陈独秀可以自由创办《新青年》杂志,宣扬社会主义思想,鲁迅可以在报章上发表《纪念刘和珍君》,公开谴责军人对学生的屠杀,军阀曹锟想做总统,但他不敢违背民意以枪杆子强行开路,只能悄悄以金钱去收买议员手中的选票,政府元首段祺瑞闻知卫队擅自向冲击总统府的人群开枪后,他不是歇斯底里大叫“杀无赦”,而是双膝跪地哭泣,从此只吃素不吃荤,那时的工人们可以自由罢工,商人们可以自由罢市,学生们可以自由罢课,社会各种党团为表达政治诉求而组织的游行、集会也随处可见……那个民国虽谈不上完美,但人们毕竟沐浴到了现代文明的阳光,与专制时代相比,显然一个是百花盛开流水潺潺,一个是冰冻寒冷万木萧条。而向警予所参加的那个党执政后,中国社会不但没在原来的基础上有进步,反而全面倒退,武昌起义给中国人带来的自由和权利没有了,武昌起义赶跑的“朕即国家”“国家即朕”却借尸还魂,以“党即国家”“国家即党”的面目大摇大摆重新登台。从此,中国社会的权力、资源、真理全被这个党所垄断,什么都由它说了算,中国社会又沦陷到了1911年之前的沼泽地,而且有过之无不及。在这个“党即国家”“国家即党”的党国,它的“文字狱”,无论是数量还是残酷性,均为历朝历代望尘莫及;它的司法暗无天日,把黑说成白,把白说成黑,肆无忌惮颠覆人间天道公理;它把一切不是给自己歌功颂德唱赞美曲的游行、集会、结社,统统视为犯罪,严惩不贷;它的官场黑暗和腐朽程度,是写过《二十年目睹之现状》和《官场现形记》的吴硏之、李宝嘉远远无法想象;这个党国欺蒙世人的假话,全世界都为之震惊,它可以将金日成发动的南北战争说成是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把每亩土地只有六百斤的粮食产量宣扬为一万斤三万斤,把为拯救杀人魔王波尔布特政权而发动的越南战争说成是自卫反击战,明明每天都有大量公民权利遭受侵害无处讲理,却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法治国家,不存在人权问题。可以说,在这个党国,帝王专制时代的一切坏的东西均死灰复燃,帝王专制时代没有的恶,它也变着法子累累创新。

如果说这就是向警予当年的理想,是她愿以生命为代价而追求的目标,那绝对是冤枉。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物多数应该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当初确实是有着美好的向往和追求,后来的事与愿违(全世界的所有党国都无一例外),只能说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而是神话,而他们激情澎湃的心恰恰把这个神话当做了真理,这就决定了他们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必然只能是洪水猛兽。人类历史上许多英烈为着同胞福祉而甘愿献出自己生命的壮举,虽不为现代文明所倡导,但他们那种勇敢,那种无畏,那种融生命为天地之万物的豪气,却不能不说是人类的精魂,千年万年都值得人们景仰,尊崇,缅怀。但是,如果一个人英勇不屈所追求的,是错把妖孽当天使,把黑暗当光明,把必遭人们诅咒、唾弃的潘多拉魔盒当做伊甸园,而他在为之付出生命代价时,却骄傲的竟以为自己是在为人类最崇高最壮丽最激动人心的伟业而献生,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那就无论如何是属于悲哀的一族了。向警予无疑就是这悲哀一族中的一员。

大概在向警予老朋友毛润之闭上眼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之后,党国的继位者开始大兴土木建筑,像唐太宗在凌烟阁画英烈图一样,在神州大地建起了各种纪念场所,给那些为共产党夺得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的各路英雄好汉树碑立传。共产党在中国夺得政权,除了特殊的历史背景——日本侵华战争,苏联的存在和扶助,第二次世界大战——靠的就是暴力加谎言。向警予虽没像林彪、邓小平们扛枪上过烽火战场,也未能如陈伯达这些人写过谎话连篇的《国民党四大家族》那样颇有欺骗影响的宣传文稿,但她毕竟做过共产党第一任妇女部长,是早期的中央委员,而且英勇不屈至死没有出卖过一个同志,纪念性建筑物自然也应该有她的份。于是土改时已经分给穷人居住的向警予祖屋,一夜间由党的政府收回,几番梳妆打扮,再置放一蹲向警予雕像,拆掉几幢民房,溆浦县城便有了一个“向警予纪念馆”。

在某些人看来,向警予所追求的理想虽然南辕北辙,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只是一波又一波的深重灾难,但她所参加的那个党毕竟君临天下,成了中国说一不二的“党皇帝”;这个“党皇帝”现在给她建了一个纪念馆,使她家乡的人们世世代代无法遗忘“向警予”这个英名,也算不枉她青春洒血惨死于屠刀下。

然而,“向警予纪念馆”不可能长存。人类社会确实有许多经久不衰的纪念性建筑物,但那都是用以纪念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过重大贡献人物的,如华盛顿纪念堂,丘吉尔纪念馆,孟德斯鸠旧居,但丁博物院,这些纪念性建筑物即便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风化坍塌,后人也会尽一切可能维修翻建,人们无不希望他们的英名连同他们史诗般的壮举或创造出的非凡成果永远光照天地;但人类还有一些纪念性建筑物却是一文不值,一旦时过境迁,就会成为一堆建筑垃圾,人们会毫不吝啬的将其从不应存在的地方铲除掉。明朝太监魏忠贤,他的“五虎”“十狗”“四十孙”在他生前给他建造了数十座评功摆好的“忠贤寺”,然而弹指一挥间人还没死即灰飞烟灭,在前苏联、东欧共产党集权国家,每个城市的广场街道几乎都树立有它们党国元首和所谓英雄人物的铜像、雕刻,可曾几何时,一个个便被愤怒的人们推到砸碎,不见踪影。向警予为之死去的那个事业,没有为中国社会或者为她的家乡带来过任何进步,历史也没有让她像彭德怀、胡耀邦、赵紫阳那样有机会冒犯暴君,为老百姓讲一些真话或做一些实事,因而当历史走到了某一天,人们看到“向警予纪念馆”除了会想起一个苦难的时代,便再也找不出这个纪念馆的主人公值得后人纪念的价值时,“向警予纪念馆”也就到了寿终正寝的日子,人们不会让这个广场被一个毫无意义的名字以及雕像所强奸。

当然,这个结果并不会使得罗援将军去年讲过的“自由民主派如得势,共产党人连骨灰都没地方留”的话语变得正确。中国如果真实现了自由民主和法治,每一个人便都是平等的,都享有同样的权利,曾经的共产党高官包括向警予,他们的骨灰自有荒山野岭或者普通陵园接纳;如果每一个共产党高官死了都要像向警予这样给建一个专门的纪念馆才算是有归宿地,那么罗将军的话也算说的有道理,对于那些生前没有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文明进步的党国高官们,人们不可能浪费资源,专门给他们建造高大上的骨灰安放地。这应当是确确实实的。

向警予,你的纪念馆一旦化为乌有,罗援将军会感到悲哀,你会悲哀吗?

写于2016年6月21日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7/6/2016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