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今天和后来的读者可以看到,在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干校,知识是怎样被嘲弄?教养是怎样被践踏?高贵是怎样堕落为卑贱?善良是如何屈从于无耻?……而这一切,都是在无比高尚的“革命”名义下庄严地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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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顾准,我读过他的《顾准文集》,也读过写他的传记《拆下肋骨当火把》。长期以来,顾准在我心中一直高居云端般巍然神圣。现在这本148页的《干校札记》,把顾准请到了我身边,使我得以近距离平视这位杰出的思想家。作者徐方当年只有十五岁,随母亲来到干校生活。四十多年后,她把当年的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这让今天的我们能够通过一个孩子明澈的眼睛,看到这位思想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在那个非常年代的常态生活,感受到他的从容呼吸或怦然心跳——

“借着昏暗的灯光,我偷偷看了那人一眼,只见他瘦高个子,戴着一副眼镜,在那里默默地吃着。心想,这个伯伯好可怜啊!”

“我开始注意他,发现他很少讲话,总是拼命干活儿。一次看见他一个人在那儿筛沙子,不停地挥动铁锹,干了很久很久……几年后,我们一起回忆干校生活,他说当时精神已经濒临崩溃,是想通过拼命干活儿使自己麻木,忘掉痛苦。”

“干校期间他尽管是斗争对象,却颇有几分傲骨,从不卑躬屈膝。一次开完批斗会,他对我说:‘别看我前面头都快低到地面了,其实后面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

……

这样的顾准,我们在顾准自己的文章中是看不到的。这样的视角也只有和顾准一起在干校生活过的作者才具备。正如顾准的学生、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所说:“这本书既不是从‘五七战士’的视角,也不是从政治运动参加者的视角去描述干校生活,而是用一个少年人的眼睛去观察非常特殊的环境下成年人的活动,常常能够在成年人习以为常的事物中看出异于常理之处,因而弥足珍贵。”

如果顾准只是满足于非常年代的“生活常态”,那他就不是顾准了。正是在那个恶劣环境中,顾准以一种穿透历史的眼光,探索着中国的未来。他孤独而艰难地思考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会出现1960年前后的困难时期?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计划经济为什么没能让中国人富裕起来?中国要建立怎样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在共和国最黑暗的岁月,他却试图回答“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即当革命成功砸碎了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之后,如何建立新制度、新秩序和新文化?

顾准的思想求索当然不是自干校才开始的。他在1957年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便提出应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来调节生产。他因此被打成“右派”并开除党籍。在干校,他已是“戴罪之身”,却依然冒险继续着他的探索思考。顾准的观点无疑非常大胆且超前,他因此被公认为是在中国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人。顾准的观点启发和影响了孙冶方、吴敬琏等著名经济学家——后者沿着顾准的思想方向继续探索。他们的思想成为30年之后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资源,为改革开放起到了推动作用。

用今天的话来说,顾准的研究就叫“思想创新”,但在那个只有许伟大领袖有思想的年代,任何普通公民的一点点“不合时宜”的想法,都是不能容忍的“思想异端”。本来,在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思想创新的权利应该属于每一个公民。人类思想发展史告诉我们,所谓“思想创新”,往往就是“思想超前”。可以说,历史上所有新思想的萌芽,最初都是“不合常规”的;而一旦付诸行动,都是“违法”的。远如哥白尼的“日心说”,近到小岗村的“大包干”——后者如万里生前所说,最初甚至是“违宪”的。然而,这些创新后来都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常识和主流。顾准当年所苦苦思考探索的“市场经济”,今天不已然成为中国走向富强走向现代化的选择,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然的经济制度了吗?尊重每一个公民思想创新的自由,给“异端”以宽容,给思想以等待,这应该成为人类思想发展遵循的规则。

可当年的顾准没有得到这样的宽容,相反他遭到了种种非人的迫害,并承受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尽管如此,在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全军覆没的年代,顾准还保持着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风骨与尊严。正如邵燕祥所说,因为了有了顾准,“一代知识分子才挽回了集体名誉”。

读《干校札记》,我理解了为什么李慎之会在《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一文中引用泰戈尔的诗句形容顾准:“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吧!”不过顾准拆下自己的肋骨当火把所照亮的,不是自己脚下的路——他并非看不见脚下的路,他照亮的是中国人民走向未来的路。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或者说常识,但我们不能忘记,当年顾准为了提出这个常识,竟需要“拆下肋骨当火把”,付出自由与生命的代价。

让我忍不住落泪的是,他的“肋骨”熊熊燃烧之际,也正是他的生命遭遇绝症之时。他生命的最后岁月是极其不幸悲惨的。在最需要亲情的时候,亲人却都远离了他——

“据母亲讲,顾准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心情非常不好,伤心至极,甚至可以说是绝望。他后半生岁历尽坎坷、饱受磨难,却依旧热爱生命,留恋这个世界。希望借自己的不懈研究,为国家、为人类做出贡献。他对母亲说:‘生活毕竟是美好的!我才59岁,真不愿意死啊,我还有很多事没做完……’他为没来得及把已经日臻成熟的许多思想写出来而痛心疾首!”

“顾准伯伯仍然苦苦盼着孩子们来看他,时时刻刻等待着他们出现,他对前来探视的七弟声音哽咽地反复说:‘我想他们想得好苦啊……’可是,得到的答复只有两个字——‘不去’,理由是‘怕受爸爸的影响。’……当他明确得知几个孩子不肯来看他,情绪异常激动,连续四个小时都不能平静。第二天,他对前来探视的三妹和七弟说:‘想不到过去写的那个东西(指断绝关系的声明)竟有那么大的效力啊!’从这天起,他的病情急转直下,迅速恶化。仅仅过了不到五天,就永远离开了人世。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顾伯伯总是两眼长时间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吃力地大口喘息,内心的苦楚难以诉说,他实在是心有不甘啊……”

历史并不仅仅是“大人物”的叱咤风云,也并不仅仅是“大事件”的波澜壮阔,还有和人物事件相关联的无数细节。有细节的历史才是丰满的历史,也才是真实的历史。上述这些细节,不但丰满并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顾准形象,而且让今天的年轻一代看到,在中国并不遥远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亲不亲,阶级分”的“政治立场”是如何扼杀了亲情,泯灭了人性,践踏了良知,毒化了心灵!

在当时的中国,顾准的遭遇绝不是孤立的“个案”或偶然的“特例”,而是至少两代知识分子在一个特殊时代的必然命运。这本书显然不仅仅是写顾准,而是写了在干校生活的一群知识分子。下放到河南息县“干校”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集中了当时中国顶尖级的知识分子,可谓藏龙卧虎:经济所的顾准、骆耕漠、巫宝三、赵人伟,语言所的吕叔湘、丁声树、陆志韦,文学所的钱钟书、俞平伯、何其芳,宗教所的任继愈,还有还有当时算年轻人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的吴敬琏等等;然而这些学者大师来干校并不是来研究其专业的,而是干各种体力活:拉沙子、拉木材、拉石灰、搭脚手架、卸砖、砌墙、挑水、打井、割麦、种豆、积肥、喂猪、运粮、修路、做煤饼……在本书中,我们看到吕叔湘卖饭票,钱钟书当邮差,何其芳、任继愈养猪,俞平伯夫妇为豆腐坊选黄豆、为盖席棚搓麻绳……劳动本身当然无高低贵贱之分,但让中国一流的学者大师来做这些简单粗笨的农活,无论如何是对国家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更是对知识尊严的极大轻贱。

曾继司徒雷登之后任燕京大学校长的陆志韦,1949年严词拒绝国民党给他发出的去台湾的邀请而毅然留在大陆。20年后到干校时已经是76岁的老人,他被安排的活儿是养猪,仅仅干了两个月,身体便不能支撑,有一次竟然晕倒在养猪场。这样的劳动,对年迈体衰的学者们来说,无疑是一种身体的折磨。

除了身体的折磨,还有精神的“改造”。宗教所所长任继愈,在“斗私批修”会上说,刚开始背粪筐觉得不好意思。一次碰到一堆人粪,为拾还是不拾犹豫徘徊了很久。他说他这时想到了毛主席教导:“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于是,他在羞愧万分的同时豁然开朗:原来不是粪脏,是自己思想脏。于是他把粪拾了起来。不知“文革”后回到北京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而不再拾粪的任继愈,是不是感觉自己的思想又变“脏”了。

干校“思想改造”最成功的体现是“告密文化”的盛行。虽然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可有人为了自保,而不惜以告密换取安全或“上进”。贺某请当时还算年轻人的吴敬琏帮他修收音机。几个月后,吴敬琏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这时贺某向军宣队举报说,之前他从吴敬琏那里取回修好的收音机,打开后发现那个台是“美国之音”。结果“偷听敌台”就成了吴敬琏的罪状之一。

因此,干校并不只是知识分子被“改造”的地方,也是知识分子互整的场所——这可能正是干校需要达到的“思想改造”的成果之一吧!按当时官方的说法,干校的使命是“再造新人”,就是把那些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造为“共产主义新人”,但最终这个目的到达了吗?作者在本书里勾勒了干校政治运动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群像,记录了批判斗争的气氛中的告密文化、犬儒心态等等。正如吴敬琏在本书序言中所说:“这其实是被扭曲人性的记录,与共产主义实在扯不上什么关系。”

今天和后来的读者可以看到,在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干校,知识是怎样被嘲弄?教养是怎样被践踏?高贵是怎样堕落为卑贱?善良是如何屈从于无耻?……而这一切,都是在无比高尚的“革命”名义下庄严地发生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脸面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荣光。在任何时代,如果代表思想和智慧的知识分子可以任意被羞辱被践踏被摧残,那么一个国家和民族也就没有了尊严,文明必然也就停止了前进的脚步。很不幸,中国就曾经有过这样黑暗的年代,它叫“文革”;中国曾经有过这样屈辱的地方,它叫“干校”。

感谢作者徐方以朴素而真实的文字将自己在这年代这地方的耳闻目睹记录了下来,让读者深切体会到,为了开启今天的改革开放,我们民族的优秀分子曾付出怎样的代价;我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多么的来之不易。铭记过去,是为了珍惜今天,并更加从容而坚定不移地走向明天。这是本书的珍贵价值所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这本薄薄的《干校札记》,注定将成为描写“文革”时代知识分子生活的经典之一。

2016年7月3日于成都至合肥的航班上

来源:镇西茶馆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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