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开放杂志

国民党三代领导与江湖帮派的关系,反映中国扭曲的现代性:孙中山不惜侧身洪门以利革命;蒋介石组建军统中统渗透各界;蒋经国则吸纳克格勃模式,其特务统治更为精密严酷。

台湾作家张大春,他的小说《城邦暴力团》今年初由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南方都市报)

张大春喜欢金庸的小说,於是写了一本《城邦暴力团》跟金庸“打擂台”。但是《城邦暴力团》又不仅仅是一部武侠小说,正如台湾时报出版的评论:“《城邦暴力团》是武侠小说,一部传奇又真实,一部奇门遁甲又兼说一九四九以来台湾近代一块小历史的、一部解个人身世之谜也解时代乱局之谜的好看小说。”中国人没有笃定的宗教信仰,遂以历史为宗教。然而,中国的历史偏偏不是人民写的,而是胜利者和掌权者写的。为了对抗乃至颠覆“大历史”和“官修历史”,像张大春这样的异端知识份子便致力於创作“小历史”和“个人历史”,甚至以虚构的小说的形式挑战历史──个体的想像往往比被意识形态扭曲的历史教科书更接近事实的真相。

张大春在一篇讨论武侠小说的论文《离奇与松散》中,梳理了中国传奇文学的传统。他认为,传奇文学是另行建构一个在大叙述、大历史缝隙之间的世界,甚至想让大叙述、大历史看起来仿佛是这缝隙间的世界的一部份。在这个意义上,作家的最高理想是“让传奇收编史实”。张大春本人也有这种野心,他坦言说《城邦暴力团》是“向一九四九年播迁去台,继而幻灭,继而隐身江湖的千万小人物致敬”;有评论者引申指出,这本书更是“向一九四九年播迁去台,继而幻灭,继而隐身江湖的千万异端知识和有心负载这些知识的人士致敬!”

半部中华民国史即为地下会党史

有评论者说,《城邦暴力团》这本书“塞了一套百年史,一套民国史,一套漕帮史,一套家族史,一套个人史,另外嵌套中外咸宜的阴谋论、永远不朽的武侠梦、博大精深的国学知识、风行一时的都市传奇、又玩‘互文’,简言之是一部‘伪百科全书’”。五花八门,奇技淫巧,令人目为之炫,神为之夺。

小说从漕帮帮主万老爷子遭到蒋介石派遣的刺客暗杀写起,顺藤摸瓜、草蛇灰线,将几十年来中华民国政府与地下江湖世界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娓娓道来。原来,在每一个冠冕堂皇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件的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黑手”在操纵。《城邦暴力团》中那些看似荒诞诡异的情节并非无稽之谈。

说半部中华民国史即为地下会党史,并无夸张之处。孙中山创建香港兴中会时,有一文一武两员大将:拿笔的陈少白,创办《中国日报》,在洪门中被封为“白扇”(军师);拿枪的邓士良,是三合会头目,对革命的暴力走向影响巨大。孙中山本人则是洪门中的“红棍”(元帅),甚至下令美洲同盟会会员全部加入洪门。学者帅学富在《中国帮会史》中指出:“没有国父,拉不到洪门会党的关系;没有海外洪门的资助,国民革命无法实现。国父说:‘华侨为革命之母’,事实上洪门会党才是真正的革命之母呢!”长期以来,普通人只晓得光明的革命话语,而不知道幽暗的地下江湖。张大春说:“只有像我这种老鼠一样的人才会瞭解:那样一个世界真是我们失落的自己的倒影。”即便如此,作为眷村子弟的张大春,有勇气对两蒋说三道四,却不敢讲述“国父”的“在黑社会的日子”。

张大春的欲说还休,原因之一在於:《城邦暴力团》写江湖之远,仍然採取善恶二元论的取向──青帮是清的,洪门是浊的。书中描述说,“老头子”本是青帮的门徒,为了抑制青帮的势力,不惜利用洪门来打击青帮。对於独裁者而言,果真是“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权力”。既然要扬青抑洪,张大春便只好对“国父”是洪门中人的事实熟视无睹。而王怡在关於香港电影《十月围城》的影评中说:“孙中山要求兴中会成员悉数加入洪门,由此造就了一大批‘三合会的基督徒’。之后,他的暴力革命之途,越发偏离圣经教导。越到晚期,个人独裁,一党专制,对暴力手段的沉迷等,均使一个‘从神道而入治道’的断裂,贻害至今。”若张大春读到这段话,会不会写一本更为精彩的《城邦暴力团》之“前传”、将挖国民党祖坟的工作一直挖到“国父”那里呢?

现代专制体制改造传统江湖帮派

小说中的江湖前辈李绶武,二十年代稀里糊涂地加入了蒋介石的南昌行营。李绶武与蒋介石重用的特务头子贺衷寒之间有一段对话,在我看来,这是《城邦暴力团》的“文眼”所在,也是打开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把钥匙。

李绶武在行营被分配去整理文书档案,成了一部“活字典”,并由此洞悉了蒋介石统治术的秘诀。他发现有一类特殊的文卷,上标“特”字,不是军务、财务,更非党务、政务,而是关乎某些个人乃至集团的记事。其豆丁琐碎,直似从前皇帝的“起居注”。然而细察其内容,竟然有吃饭穿衣、零用花费之类极其入微的载录。观所载录之人,又绝非帝王将相那一类的大人物。“这是称作特务的一个作业。无论你叫它‘特别任务’也好,‘特殊勤务’也好。”

从浩如烟海的公文中,李绶武进而发现:“大元帅所切切关心者,唯三事而已,军、财、特”以军务而言,陈诚、汤恩伯、胡宗南三人是其最倚重的;以财务而言,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和陈果夫四人最信任;以特务而言,戴笠、徐恩增、毛庆祥三人,尤以戴笠最为得宠。何以见得?“这个姓戴的传记从未上过一件公文、打过一个报告,可在所有标示了‘特’字档的资料里,大元帅都批有‘会戴雨农’、‘会戴先生’、‘转戴先生专责处分’、‘转委戴先生’这一类的字样。”当其他军阀满足於获得江湖帮派的支持的时候,蒋介石却以现代的专制体制改造传统的会党生态。这就是蒋介石在军阀之战中胜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民党的三代领导与江湖帮派关系的演进,是中国扭曲的现代性的一个侧面:在孙中山时期,孙中山不惜自己侧身洪门以利用其力量发动武装暴动;在蒋介石时期,蒋介石以戴笠和陈氏兄弟组建军统和中统两大特务机构渗透党政军各界,并笼络青帮头子如杜月笙,让其手下的流氓成为特务之羽翼;而到了蒋经国时期,蒋经国则更多地吸纳青年时代在苏联体察到的克格勃模式,其特务统治更为精密严酷,而传统的江湖社会也日渐式微。

《城邦暴力团》中有一群身穿“青年服”的特务找上门来的细节:“屋子里坐着四个穿着灰色青年装的傢伙。青年装是那种官僚机构里设计出来让穿者看起来较为年轻的服饰。它的上衣其实就是不用塞进裤子里的衬衫,上下左右四个口袋,採西装式领口,但是开得高些。这青年装的下身必须是同色的西装裤,总的看起来就是副铁灰铁灰的模样儿。设计这款服装的人据说是当时的总统蒋经国。”显然衣服不仅仅是衣服而已,衣服是国家权力的象徵。为国家服务的人需要穿特殊的制服,而独裁者最喜欢的事情便是设计或宣导某种制服。

“国家”大,还是“江湖”大?

江湖中人最忌讳制服,因为他们必须隐藏在人群之中,装得跟普通人一模一样;而“公家人”必须身穿制服,因为他们不再是有独立性的生命个体,而是“国家”的代表,就得显示跟普通人不一样。统治者获得政治稳定,先是靠会党,然后是靠特务,从这个细节便可以看出:中国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蜕变的过程中,其他领域慢若蜗牛,由江湖帮派转化成特务政治却一气呵成。这就是中国扭曲的现代性的标志:有“民国”、“共和”之名,却是不折不扣的警察国家。

对权力天生抱有敌意的作家,会自愿地逆时代潮流而动。在《城邦暴力团》中,张大春故意夸大其词地渲染“江湖”之大,大到在“现实”的水面以下无所不在、盘根错节、“比他妈整个政府还大”。这是以“江湖”之大来反衬、嘲弄“庙堂”之小并试图消解之。当作者假小说中的人物孙小六之口说出“张哥,你还搞不清楚这世界上没有国家这种东西”时,他是在以对“国家这种东西”的矢口否认来出一腔恶气:就是这种不存在的东西,改写了父辈的命运、却强加给第二代的他们一个摆脱不了的“外省人”的族群烙印。成为甚么样的“国家”的“国民”,他们从来都没有自由选择的机会。最可怕的暴力不是江湖的暴力,乃是国家的暴力。江湖的水再深,却也“盗亦有道”;而以“国家”之名实施的特务统治,如希特勒之盖世太保、斯大林之克格勃、蒋介石之军统和中统,均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没面目”。张大春遂以“他们”来指称之。

“他们”是刀俎,那么“我们”就只能为鱼肉吗?虽然不是政治上的反对派,青年时代也亲眼看到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的张大春,对特务政治深恶痛绝,忍不住自己跳出来阐述写这本小说的宗旨:“我会用写小说的方式向那些曾经以窥伺、跟踪、追捕甚至偷袭等手段对付我的人们施以最直截了当的报复。唯有透过一本小说,我也才能将他们多年来急欲掩饰、淹没、埋葬的真实历史完全暴露出来。”是的,对於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来说,只有通过写作小说,才能完成如同越王勾践卧薪嚐胆的复仇计画:“我的初衷不过是想透过一部充满谎言、谣诼、讹传和妄想编织起来的故事让那些看来堂而皇之的历史记忆显得荒诞、脆弱;让那群践踏、利用、困惑、惊吓过老百姓的他们尝试当猎物的苦头。”这不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法,而是对人的自由与尊严的坚守。这大概就是《城邦暴力团》一书最大的价值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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