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近年来批评教科书编纂的声音不断，说明我们的教科书编纂出了大问题。尤其是语文和和历史教科书的编纂。
从现代知识传播的角度观察，教科书是人类获取完整、系统、准确知识的基本载体，也就是说，在人类知识的传播中，教科书的地位为一般其它传授知识的方法所难以取代。在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方面，争议相对较少，而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传播方面，对教科书的争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人们所熟悉的一个例子是日本修改教科书事件，常常受到中国政府的抗议，因为他们歪曲了历史事实。
教科书的编纂，一般来说有强制特征，在涉及有关国家历史和文化制度方面，国家会对教科书的编纂有强制性要求，这是教科书编纂的通则，因为它可以保证知识传播的国家意志。教科书的一个伟大作用是它与一个国家的基本教育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在一个人成长的阶段，他所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必定主要是教科书，它保证了一些基本知识和价值的稳定性与系统性。人类判断知识的自由程度，只有到了成年以后才成为基本事实，而在成长阶段这种自由程度很难真正实现，这决定了我们知识的主要来源是教科书。
教科书的编纂有人类共同遵循的基本规则，但也有相当多的特殊国情。越是国家依靠意识形态管理的制度，对教科书的编纂，相对来说越有制约，越少自由。因为意识形态提供全部社会生活的价值和目标，中国教科书的编纂意识形态色彩也最浓。
历史通常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教科书更是如此。在一般的历史研究中有这样的规律：“自来成功者之记载，必流于文饰，而失败者之记载，又每至于淹没无传。凡一种势力之失败，其文献必为胜利者所摧毁压抑。”这是瞿兑之上世纪40年代为《一士类稿》所写序言中的看法，他的判断，我以为是一般读历史的人都认可的。
陈寅恪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中也说过：“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着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陈寅恪、瞿兑之都是对历史有卓见的学者，他们的判断应当是历史研究中的深刻经验。
用陈寅恪的说法，官修之书中，一定包括教科书，而它的特点就是易于“讳饰”。要求教科书完全符合历史真相的冲动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事实上我们很难做到，但现在我们的教科书问题，常常还不是因为历史观念而出现差异，而是在事实上远离了历史真相，这样不但传播了虚假的历史知识，也影响了人们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思维。
教科书不能造假，这是教科书编纂的底线，可我们却总是突破这个底线。没有绝对的历史真相，历史一旦发生，就存在解释和判断的问题，我们不可能返回历史现场，而解释历史的知识方法有无数。
一般说来，判断历史真相的标准还是存在，它包括自由、完整使用史料的权利，自由理解历史的意识，具有自由、公开、平等讨论历史问题的平台，以及建立在合理知识体系基础上对历史的自由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