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曾庆红大秘出身的全国政协社会法制委副主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鸿在成功易主，从效命曾庆红改为辅佐习近平之后，曾被中国大陆网友非常尖刻地挖苦这位自称“党中央文胆”的施芝鸿“脑袋进水”。起因是施某人奉习近平之命到全国各地宣讲“习大大的中国梦”期间，对“摸着石头过河，摸石头上瘾了，不想过河了”的党内说法进行了严肃批判，扬言中国共产党在已经摸到了三块大石头之后还要在习近平领导下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摸出更多更大的“石头”。給人的感觉是中共政权截止习近平上台为止的“理论基础”就是三块大石头，如今习近平还要再从河里摸出第四块来。故被内地网友揶揄小心石头越多越重，全都背在身上的话，不但过不了河，肯定会被淹死的。
而这些尽情挖苦、调侃施芝鸿这位“党中央文胆”的中国大陆网友们不知是真不知道还是故作不知，所谓“还要继续摸石头”，以及“邓理论”、“江思想”和“胡观点”是“我党已经摸到的三块大石头”之类的内容，基本都是习近平的原话，而习近平这类内容的讲话就是被当时还与习近平如影相随的施芝鸿亲笔记录并整理成章的。
所以笔者很怀疑挖苦和质疑施芝鸿的内地网友大有“指桑骂槐”之嫌，字面上看是在讽刺习近平和曾庆红的笔杆子，本意却是在挖苦习近平上台之后的所做所为“是自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笔者的上篇文章中也已经介绍过，中共内部曾有传闻说，相对于王沪宁的低调，施芝鸿则是非常狂妄，在辅佐曾庆红期间，他从来都是带领曾庆红手下的秘书班子称曾庆红为老板，辅佐习近平之后，他在中南海的酒桌上从来都是张口“曾老板”，闭口“习老板”。
如今虽然已经“退居二线”，施芝鸿仍然以“大秘”自诩，继续以为“习老板”抬轿，为“曾老板”张目为“首业”，而那个什么全国政协的某委员会副主任反而成了他的“副业”。
施芝鸿生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因为人民网上关于他的简历内容中未提及年龄，所以被一些境外媒体从“阴谋论”角度质疑。二零一三年三月施芝鸿进入全国政协之后，曾有多家境外媒体去替他“鸣不平”，认为他是习近平与江泽民和曾庆红之间“权力恶斗”的“牺牲品”，殊不知到此时刻，人家施芝鸿已经效命习近平长达五年半时间，并在这五年半时间里为“习近平主体思想”的“基础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有心人应该还记得去年一整年时间里中共主官方媒体都在大肆鼓吹习近平的“著作”们，意在为“习近平思想”的正式出台做舆论准备。
一时间，习近平著述的一系列书籍，在短时间内密集占领中共各大各级媒体的主要版面，人民日报竟然出现过头版整版七、八条“新闻”全都是习近平的情形。《纽约时报》因此称习近平为”中国新晋畅销书作家”。
当时有海外华文媒体报道说：习近平的的智囊与宣传大员已开始筹备把所谓“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放进中共党章。党媒开足马力宣扬“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如何构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充实、丰富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生动而具体的发展”云云，名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研究中心”的专门机构也在许多省份的党校和若干大学建立起来。
余杰先生曾在他的《从路易十四到习近平：探究独裁者的美容术》一文中辛辣地讽刺说：
英国史学家彼得·柏克（Peter Burke）写过一本名为《制造路易十四》的专著，这是一本剖析路易十四在世时，其公众形象如何被塑造的历史社会学和传播史著作。作者指出，以现代等词汇来说，这本书讨论的是”推销路易十四”，如何以意识形态、宣传，与民意来包装君王。
“造神运动”古已有之，长盛不衰，正如作者所说：”十七世纪君主与二十世纪领导人之间的对比，并非虚饰与真实之间的对比，只是两种不同风格的虚饰之间的对比。”在十七世纪，路易十四藉由印刷、油画、雕像、纪念章和仪式呈现其形象给大众；二十世纪的统治者愈来愈倚重照相、电影、收音机、电视机，以及新兴的网络媒体。尽管技术手段和传播方式有所不同，但”造神运动”的本质是一样的：统治者总是想方设法地将其形象推销给被统治者，让被统治者对其臣服、崇拜、忠诚、热爱，从而使权力巩固与稳定。
不过，或许囿于篇幅所限，作者未能仔细甄别当今民主社会的”领导人推销术”与独裁体制下的”领导人推销术”之间的差异。前者不得不面对诸多挑战、冒犯乃至颠覆的观点，在一个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社会，不可能再出现”半神半人”的领袖；后者则将十七世纪的君主专制升级换代成极权主义，”进化了独裁者”的”美容术”，让路易十四亦望尘莫及–其中，中国统治者习近平的”形象工程”就是一个可供解剖的范本。
余杰先生还详细介绍说：路易十四设置了一个”处理一切与纯文学事务相关的委员会”，俗称”小学会”，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颂扬委员会”。其成员有国王的心腹大臣、诗人、画家、建筑师、舞蹈老师、典礼主持人等。它监督国王公众形象的制造，所有关于国王的文稿要经过他们的修改后才能发表。他们检查挂毯和纪念章的设计，并为其题词描述。
习近平则比路易十四和江泽民更爱慕虚荣。他上任仅两年多，就出版了多本文集、”重要讲话”与“最高指示”。在二零一四年的上海书展上，习近平二零零七年出版的《之江新语》重新包装上市，被摆放在浙江馆、社科精品馆等多个展馆的明显位置，这本书也是上海书展“重点推荐图书”之一。同样受到热捧的习近平的著作还有：《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再版的《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再版的《摆脱贫困》等。二零一五年，又有《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相继出版。前者发行三百万册；后者在海外卖了四十万本、在国内卖了一千七百万本，却有网民揶揄说：“八千七百万党员，起码还有七千万人应掏腰包。”其实，国内卖出的一千七百万本，极少是党员自发购买的，绝大多数都是公家单位订购后发给大家的，至于是不是有人认真阅读，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事实上，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共政权里也已经有了一个“颂扬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主要由“习办”、中央政策研究室及中共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办公室中的要员们构成，而施芝鸿“退居二线”之前，在这个“颂扬委员会”里扮演了非常吃重的角色。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被“隆重推出”之后，中共央媒为引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更系统地学习、 更深入地理解书中的“主体思想”，特别采访了施芝鸿，请他对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新理念”作出“最具权威性的解释”。
按照施某人的说法，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新理念”内容十分丰富，而“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无疑居于核心位置。创新发展揭示了如何激发新的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揭示了如何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揭示了如何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揭示了如何解决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揭示了如何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这所谓的“五大发展”，无疑是王沪宁、施芝鸿等人“集体创作”的产品，但施某人的独特功劳是“研发”了“治国理政新理念”的提法。
按照施某人的解释，习近平的主体思想，也就是所谓“邓理论”、“江思想”、“胡观点”之后又摸到的第四块大石头的理论完备和成熟，最终被写进党章必须要有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暂时还不能以“习近平同志思想”、“习近平同志主义”之类的词汇称呼之，所以他搅尽脑汁为习近平“研发”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创意提法”，令习近平击掌叫好。
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