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坐上海地铁。广播讲：“请乘客们自觉抵制卖报、乞讨、卖唱。”且到一站播一次，反反复复。忽然，我觉得我身为这个城市的一员，身为这趟车的乘客非常丢脸。因为，广播是以我们的名义区分了乘客和卖报、乞讨、卖唱的人，仿佛他们是栅栏外的异类，他们不是乘客，而乘客一定是不会卖报、乞讨、卖唱的人。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城市的地铁广播怎会如此土鳖，如此不见市面，如此不知世界已经文明、人类不再野蛮！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是代表我伟大光荣永远正确的党领导的交通战线的广播，而我伟大光荣永远正确的党一直在他的电影电视剧中教导我们，我们的英雄般的地下党员正是以卖报、乞讨、卖唱的方式传播宝塔山的指示，团结了士农工商各个阶层，获取了人民共和的政权。要不就是我伟大光荣永远正确的党不再是原来那个党，他戴上三个表以后已经不代表卖报、乞讨、卖唱的人的利益了？难道现在卖报、乞讨、卖唱的人成了乘客以外的敌我矛盾的对象了？只有洋装笔挺、仪容堂堂才是革命者，而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就是国民党反动派，须“自觉抵制”“人人有责”？
我在西方的社会主义国家（比如瑞典、丹麦）也见到一些现象。那里农村城市没多大区别，稍有异类特征的是外国人，什么土耳其的、叙利亚的、伊拉克的、索马里的、南斯拉夫的，他们也受歧视，右翼政府和下岗工人不喜欢他们。有天我在哥本哈根街头就看见一个失意的醉鬼在那里骂外国人，意思是外国人抢了他的待遇。但洋人中这样的家伙属于帮助对象，是落后的愚昧的分子，被称做“民族主义”，很要不得的。
在西方的经历，忽然让我醒悟，我们中国这几年在经济疾速飞跃中，已经分裂成三个国家，进入了三国时期：东海沿岸的城市中国，西部荒野的农村中国，和少数民族、区域麻烦的民族中国。这三个中国似乎老死不相往来，第一中国的人已经现代化后现代化，第二中国的人甚至退回到毛时代以前，而第三中国越来越边缘化，越来越游离在五族共和之外。最典型的就象地铁上的广播，仿佛“乘客”外的人是瘟疫，要隔离，要签证护照，要居住许可，要获得文明人的身份。他们越来越脱离我们的文化、经济、思维和生活模式，我们不但不能与他们接触，甚至从共产主义道德的层面必须“自觉抵制”。顿时，我明白了什么叫民族主义——面对外强我们唯唯诺诺，面对贫困我们趾高气扬——自卑和自负调和成杂色的鸡尾酒，借着酒劲冲着小日本怒吼，烧人车，捣人店，转身又揣着满满的荷包在东京和巴黎的时尚街上扮演暴发户烧钱。究竟是谁在分裂国家？那样的地铁广播难道没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用心吗？
满车的人都在心安理得地谈笑，都在丢了人格的侮辱性词语中做行尸走肉。于是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法西斯，每一天都是法西斯，法西斯不在彼岸，不在远处，就在这里，此时此刻——你们一个都别想跑，不论在屠杀中还是在挺立中，你们都是参与者和执行者。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