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曾做过警察的朋友，现在已然是一个文化人了。朋友跟我是一见如故，他常对我说中国太大，大得一个人消受不了。我明白这话里有劝诫的意味，就像一个老乡明确警告我就此封笔，不要再写什么；一个老外明确劝告我要左一点，“世存，在你们中国生活，你要左一点才好……”。左是什么，与时俱进，知识或政治正确，叙事阔大不返，等等。这样的劝告还有很多，总之，在中国，要做到适可而止。
我的朋友对胥吏们的手段了然于胸，提起那些人和事，他就摇摇头。仿佛那个世界生来是要横行霸道，是横着走路的。朋友做文化久了，但身上仍有那种不可一世的匪气，仿佛他们可以通吃似的。当然，有些警察出身的人确实有才，我这位朋友的才华就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聊天，聊到中国可乐时，真是把人的肚子都快笑疼了。我的朋友却突然说，年龄不饶人，他现在已经不那么冲动了。朋友讲了一件小事，让大家一下子乐极生悲：从聚谈的快乐跳进伤时的悲哀。
朋友和一个导演到乡下采风，晚上在乡场上观看当地的文艺演出，有着地方特色的演出自然别有风味，这不是什么“送文艺下乡”，文艺在乡下本来就活生生地存在着，老乡们在露天看演出也似乎有田园之乐。当演出紧锣密鼓的时候，一群地痞流氓上台，把演员们一个个地抓住往死里打，一下子，乐园里哭天喊地。朋友和导演目瞪口呆，老乡们不敢上台，维持秩序的警察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太平盛世跟黑社会之间的转换几乎不需要中间环节……警察出身的朋友和五大三粗的导演为自己的怯场找到了很多理由，但是感情充沛的导演仍不可抑止地一头靠在朋友的肩上痛哭：“我们奋斗大半辈子，留给孩子们的还就是这个样子的世界……”
事情到此似乎结束了。但是，对待故事，人们总是有不同的态度，我们可以就此看到很多的人生情境。有些人觉得我的朋友和那个导演小题大做了，至于嘛，这个事能说明那么大的结论吗？即使他们知道我的朋友和导演确实哭了——我发誓朋友给我们讲解此事时，眼里仍湿亮湿亮的——他们也会觉得我的朋友们太矫情了。还有一种态度就是认知的，我经常开那些理论爱好者们的玩笑，他们习惯于从概念到概念演绎；而从苏格拉底到康德的历史叙事传统，他们的观念，自由、正义、平等，几乎全部是从具体的事实中推演的。为朋友的怯场作辩护或进行说明，可能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内容，可能就是把我们中国人的生命感发掘出来的前提。
当然，持这两类态度的人都是少的。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因循的，沉默的大多数面对生存的沉默是一个秘密。谁能解开这里的秘密呢？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