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曾做过警察的朋友,现在已然是一个文化人了。朋友跟我是一见如故,他常对我说中国太大,大得一个人消受不了。我明白这话里有劝诫的意味,就像一个老乡明确警告我就此封笔,不要再写什么;一个老外明确劝告我要左一点,“世存,在你们中国生活,你要左一点才好……”。左是什么,与时俱进,知识或政治正确,叙事阔大不返,等等。这样的劝告还有很多,总之,在中国,要做到适可而止。

我的朋友对胥吏们的手段了然于胸,提起那些人和事,他就摇摇头。仿佛那个世界生来是要横行霸道,是横着走路的。朋友做文化久了,但身上仍有那种不可一世的匪气,仿佛他们可以通吃似的。当然,有些警察出身的人确实有才,我这位朋友的才华就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聊天,聊到中国可乐时,真是把人的肚子都快笑疼了。我的朋友却突然说,年龄不饶人,他现在已经不那么冲动了。朋友讲了一件小事,让大家一下子乐极生悲:从聚谈的快乐跳进伤时的悲哀。

朋友和一个导演到乡下采风,晚上在乡场上观看当地的文艺演出,有着地方特色的演出自然别有风味,这不是什么“送文艺下乡”,文艺在乡下本来就活生生地存在着,老乡们在露天看演出也似乎有田园之乐。当演出紧锣密鼓的时候,一群地痞流氓上台,把演员们一个个地抓住往死里打,一下子,乐园里哭天喊地。朋友和导演目瞪口呆,老乡们不敢上台,维持秩序的警察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太平盛世跟黑社会之间的转换几乎不需要中间环节……警察出身的朋友和五大三粗的导演为自己的怯场找到了很多理由,但是感情充沛的导演仍不可抑止地一头靠在朋友的肩上痛哭:“我们奋斗大半辈子,留给孩子们的还就是这个样子的世界……”

事情到此似乎结束了。但是,对待故事,人们总是有不同的态度,我们可以就此看到很多的人生情境。有些人觉得我的朋友和那个导演小题大做了,至于嘛,这个事能说明那么大的结论吗?即使他们知道我的朋友和导演确实哭了——我发誓朋友给我们讲解此事时,眼里仍湿亮湿亮的——他们也会觉得我的朋友们太矫情了。还有一种态度就是认知的,我经常开那些理论爱好者们的玩笑,他们习惯于从概念到概念演绎;而从苏格拉底到康德的历史叙事传统,他们的观念,自由、正义、平等,几乎全部是从具体的事实中推演的。为朋友的怯场作辩护或进行说明,可能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内容,可能就是把我们中国人的生命感发掘出来的前提。

当然,持这两类态度的人都是少的。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因循的,沉默的大多数面对生存的沉默是一个秘密。谁能解开这里的秘密呢?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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