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日，竺可桢日记说：“据衡哲云，陶孟和颇赞成共产，近来大发议论”。不久，陶孟和成为中国科学院的几个副院长之一。作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新青年》重要撰稿人之一，社会学家陶孟和在“颇赞成共产”之前一直是个自由主义者，他主持的社会调查所也是独立的民间学术机构。
陶孟和早年先后留学日本、英国，在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社会学专业，受到费边社的影响，接受了通过社会调查改造社会的思路，他年轻时的著作《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被誉为中国社会学的开路之作。他学成归国后，即在北京大学任教，恰逢陈独秀办《新青年》杂志，他不仅开辟了“社会调查”专栏，撰写了大量直面现实、关注真问题而且“学有根底”的文章，还翻译了名噪一时的易卜生剧本《国民之敌》，成为“五四”时代有影响的知识分子，1920年，他列名《争自由的宣言》的7个签署人之一，其他人包括胡适、蒋梦麟等，1922年，他又是《我们的政治主张》16个签署人之一，那个时候，他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是和胡适站在一起的，在胡适养病期间，《努力周报》就由他与高一涵、张慰慈负责的。《现代评论》创刊后，他也是很重要的撰稿人，发表了许多有见地的文章，内容涉及教育改革、言论自由、科学研究、人口土地、种族问题、国际评论等方面。
主持社会调查所，可以说是陶孟和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这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调查机构，1926年成立之初受到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文化基金会的赞助，初名社会调查部，到1929年改名社会调查所，后来合并到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陶孟和是个自由主义者，不喜欢党派色彩浓厚的人，特别厌恶国民党的党棍子，所以整个调查所内没有国民党组织，也没有其他党派组织，他对权力、对政治都是怀有戒心的，自由研究的空气在调查所内占了上风。
千家驹在北大读书时是个“闹事头儿”，1932年夏天他大学即将毕业，工作还没有落实，爱才如命的胡适读了他的一篇文章，大为欣赏，主动提出帮忙，推荐他去社会调查所，陶孟和对胡适一向尊重，有了胡适的介绍，当然就没有问题了，后来，陶一打听，千家驹是个有名的“捣乱分子”，有可能是“共产党”，就犹豫起来了，只好再去征求胡适的意见，胡适的回答是：“捣乱分子与研究工作并不矛盾，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而且进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这样的人才你不用，你还用什么人呢？”经胡适这么一说，陶孟和的顾虑也就打消了。
1933年7月，千家驹等奉命前往广西调查经济，那时广西是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他们的地盘，与蒋介石分分合合，一直有矛盾。他们回到北平后，将调查报告整理成《广西经济概况》，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千家驹又另外写了《广西纪行》，在上海《申报》连载，刊登了两天后，陶孟和看见了，很不高兴，批评他不应该未得调查所同意，就在《申报》上发文章，要求停止刊登。一开始，他不太明白陶为什么发那么大的脾气，因为陶为人一向是很平和的，从来不干涉调查所的人在外边发文章。后来才明白，陶担心的是社会调查所去广西调查的事引起蒋政府的注意。调查所虽然不拿南京政府的津贴，但毕竟在人家统治之下，陶怕此事引起误会，这是不得已的苦衷，又不便明说。
后来《益世报》老板到北平找陶孟和，请他物色人选编一个副刊，他毫无成见地介绍了千家驹，接着就由千家驹主持办了一个《农村周刊》。多年以后，千家驹还回忆说：“这一点的确是陶先生的伟大之处，他并不因为我的政治立场而对我有所歧视，《申报》事件发生后，他对我还是同样信任”。调查所人才济济，许多人资格都比千家驹要深。《农村周刊》的文章完全由千家驹取舍，报社和社会调查所都不过问，他的方针是兼容并蓄、百家争鸣，只要言之有物、持之有故的，都可以发表，同样没有辜负陶对他的信任。
社会调查所所后来与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迁到南京，“七君子”被捕后，南京救国会的另外两个负责人被捕，也是负责人之一的千家驹仓促出走，最后写了一封信给陶，告以不得已离开南京，正式辞职。在南京的一年，他整天为救国会的活动奔走，几乎没有做什么研究工作，但陶从来没有责备他。最后陶只是对他的离职表示惋惜。
抗战期间，陶孟和为国民参政员，曾为国事多次发表意见，他认为“民主政治的进行主要的靠着自由讨论”，以及“自由表抒自己的意见”。1944年7月24日，他在《大公报》发表的《论民主政治》一文中指出：“每个人既然做自己的主人，便要对自己的事有所主张”，自己的事“常变成国事或糅杂在国事里”，“国事也可以影响他自己的事”，“人民便不甘缄默，而愿倾吐他自己的意见，希望贡献于政府”。其次，“没有一个政府可以自诩为全知”，“必须依靠人民大众经常的供给一部分的知识、见解、看法，协助它的政事的进行”，言论自由就是“人民源源而来的义务报告”和“义务意见书”，“人民对于政治的讨论认真而旺盛”乃是“国家最可喜最有希望的现象”，“人民对政治冷淡，对于国家当前问题闭口不谈，或谈起来而只有说‘管不着’、‘管它去’、‘让它去’”，那么“国事便真不可为了”。
然而，在时代的大变局中，在学术上卓有建树的自由主义者陶孟和，还是无条件地选择了正在冉冉升起的红色王朝，同样选择了留下，与他同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就要清醒得多，他当年的日记显然是有感而发。然而，谁让他们都是中国人呢？无论怎么选择都改变不了这一身份。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