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日,竺可桢日记说:“据衡哲云,陶孟和颇赞成共产,近来大发议论”。不久,陶孟和成为中国科学院的几个副院长之一。作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新青年》重要撰稿人之一,社会学家陶孟和在“颇赞成共产”之前一直是个自由主义者,他主持的社会调查所也是独立的民间学术机构。

陶孟和早年先后留学日本、英国,在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社会学专业,受到费边社的影响,接受了通过社会调查改造社会的思路,他年轻时的著作《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被誉为中国社会学的开路之作。他学成归国后,即在北京大学任教,恰逢陈独秀办《新青年》杂志,他不仅开辟了“社会调查”专栏,撰写了大量直面现实、关注真问题而且“学有根底”的文章,还翻译了名噪一时的易卜生剧本《国民之敌》,成为“五四”时代有影响的知识分子,1920年,他列名《争自由的宣言》的7个签署人之一,其他人包括胡适、蒋梦麟等,1922年,他又是《我们的政治主张》16个签署人之一,那个时候,他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是和胡适站在一起的,在胡适养病期间,《努力周报》就由他与高一涵、张慰慈负责的。《现代评论》创刊后,他也是很重要的撰稿人,发表了许多有见地的文章,内容涉及教育改革、言论自由、科学研究、人口土地、种族问题、国际评论等方面。

主持社会调查所,可以说是陶孟和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这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调查机构,1926年成立之初受到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文化基金会的赞助,初名社会调查部,到1929年改名社会调查所,后来合并到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陶孟和是个自由主义者,不喜欢党派色彩浓厚的人,特别厌恶国民党的党棍子,所以整个调查所内没有国民党组织,也没有其他党派组织,他对权力、对政治都是怀有戒心的,自由研究的空气在调查所内占了上风。

千家驹在北大读书时是个“闹事头儿”,1932年夏天他大学即将毕业,工作还没有落实,爱才如命的胡适读了他的一篇文章,大为欣赏,主动提出帮忙,推荐他去社会调查所,陶孟和对胡适一向尊重,有了胡适的介绍,当然就没有问题了,后来,陶一打听,千家驹是个有名的“捣乱分子”,有可能是“共产党”,就犹豫起来了,只好再去征求胡适的意见,胡适的回答是:“捣乱分子与研究工作并不矛盾,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而且进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这样的人才你不用,你还用什么人呢?”经胡适这么一说,陶孟和的顾虑也就打消了。

1933年7月,千家驹等奉命前往广西调查经济,那时广西是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他们的地盘,与蒋介石分分合合,一直有矛盾。他们回到北平后,将调查报告整理成《广西经济概况》,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千家驹又另外写了《广西纪行》,在上海《申报》连载,刊登了两天后,陶孟和看见了,很不高兴,批评他不应该未得调查所同意,就在《申报》上发文章,要求停止刊登。一开始,他不太明白陶为什么发那么大的脾气,因为陶为人一向是很平和的,从来不干涉调查所的人在外边发文章。后来才明白,陶担心的是社会调查所去广西调查的事引起蒋政府的注意。调查所虽然不拿南京政府的津贴,但毕竟在人家统治之下,陶怕此事引起误会,这是不得已的苦衷,又不便明说。

后来《益世报》老板到北平找陶孟和,请他物色人选编一个副刊,他毫无成见地介绍了千家驹,接着就由千家驹主持办了一个《农村周刊》。多年以后,千家驹还回忆说:“这一点的确是陶先生的伟大之处,他并不因为我的政治立场而对我有所歧视,《申报》事件发生后,他对我还是同样信任”。调查所人才济济,许多人资格都比千家驹要深。《农村周刊》的文章完全由千家驹取舍,报社和社会调查所都不过问,他的方针是兼容并蓄、百家争鸣,只要言之有物、持之有故的,都可以发表,同样没有辜负陶对他的信任。

社会调查所所后来与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迁到南京,“七君子”被捕后,南京救国会的另外两个负责人被捕,也是负责人之一的千家驹仓促出走,最后写了一封信给陶,告以不得已离开南京,正式辞职。在南京的一年,他整天为救国会的活动奔走,几乎没有做什么研究工作,但陶从来没有责备他。最后陶只是对他的离职表示惋惜。

抗战期间,陶孟和为国民参政员,曾为国事多次发表意见,他认为“民主政治的进行主要的靠着自由讨论”,以及“自由表抒自己的意见”。1944年7月24日,他在《大公报》发表的《论民主政治》一文中指出:“每个人既然做自己的主人,便要对自己的事有所主张”,自己的事“常变成国事或糅杂在国事里”,“国事也可以影响他自己的事”,“人民便不甘缄默,而愿倾吐他自己的意见,希望贡献于政府”。其次,“没有一个政府可以自诩为全知”,“必须依靠人民大众经常的供给一部分的知识、见解、看法,协助它的政事的进行”,言论自由就是“人民源源而来的义务报告”和“义务意见书”,“人民对于政治的讨论认真而旺盛”乃是“国家最可喜最有希望的现象”,“人民对政治冷淡,对于国家当前问题闭口不谈,或谈起来而只有说‘管不着’、‘管它去’、‘让它去’”,那么“国事便真不可为了”。

然而,在时代的大变局中,在学术上卓有建树的自由主义者陶孟和,还是无条件地选择了正在冉冉升起的红色王朝,同样选择了留下,与他同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就要清醒得多,他当年的日记显然是有感而发。然而,谁让他们都是中国人呢?无论怎么选择都改变不了这一身份。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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