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恐惧中长大的。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患有“恐惧症”。即便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中,也往往出现没来由的焦虑和紧张。但医生没有用“恐惧症”这个词,说是“情绪低落”,或者“忧郁症”。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恐惧症”。我坚信,只有这个词,才更精确。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父亲被人野蛮地捆走,捆他的绳子,不是一般的绳子,而是石匠抬石头用的那种,碗口般粗。父亲被人疯狂毒打,打在他身上的,不是一般的棍子,而是石匠用的那种钢钎。父亲被人强按在地上批斗,他膝下跪着的,不是一般的地面,而是一堆玻璃渣。父亲膝下,血流如水。

这一切,就构成我最早的记忆。三岁,开始模糊记事的年龄。之后,恐惧伴随我成长。总是在夜半时分,我被一阵低低的啜泣声惊醒。不用说,又是母亲竭尽控制的哭泣。透过纱布蚊帐,迷迷糊糊的我,依稀看见,地上卷曲着一个血迹斑斑的人形。那是父亲。母亲正为他敷药疗伤。作为从正规院校学成的西医,在那个小镇成为罕见,母亲的医术远近闻名。或因如此,命中注定嫁给父亲,为父亲屡创的伤口,不断覆纱裹药。

许多时候,我并没有吓哭,而是吓得再一次沉睡过去。梦里,反复上演一幅图象,即便我醒后,仍然心有余悸:一条木船底朝天,倒悬于同样是底朝天的河川,我头朝下脚朝上,倒立于那木船上,木船首尾两端起伏不定,将我剧烈颠簸,随时似要掉落下去,我惊恐得喊起来……这个离奇的梦境,在我童年里反复出现。我并不知道,那幅恐怖的、颠倒的图像,究竟是什么意义?

小镇上靶子不多,每次开批斗大会,身为中学教师的父亲,都是重点对象。原因很简单,家庭成分劣等。中共建政后,祖父家因有十一亩薄田,而被划为“地主”。从此灾厄不断。我的二伯,即父亲的二哥,毕业于黄埔军校,曾任国民党军官,中共军队入川时,他放下武器,“和平起义”。初时,中共假意待他如上宾。然而,几年后,中共搞“土改复查”,为了凑够镇压名额,二伯竟被算了进去,他被中共“镇压”了。枪声响处,在他身后,留下孤儿寡母。他那最小的女儿,还在襁褓之中。

二伯死了,祖父祖母也先后亡故。“地主家庭”的黑锅,落到了我父亲头上,在其后的年代里,他必须代之受过。每逢“运动”,便被“揪”出来,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文革”搞了几年后,我得知,父亲居然也入了派系,而且属于“造反派”。小镇上的“造反派”和“保皇派”,与大城市的概念迥然不同。简单说来,小镇上的“造反派”,就是反对当地“领导”的,与红卫兵无关。而当地“领导”,在“文革”中,如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既整人,也被人整。不管是学校党委书记还是公社“革委会主任”,一上来,都宣称他是“真正代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被打倒,又“老实交代”,被迫承认自己是“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父亲虽然头顶“造反派”的帽子,但我却从未见过、也未听说他动手打过任何人。倒是他动不动就写大字报,与同事中的“保皇派”论战,言必称“毛主席说”。他仍然被别人批斗,被别人毒打。谁叫他是“地主出身”呢!

1972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才刚刚过去,对父亲的频繁批斗才稍稍止息。我那年仅三十四岁的母亲,却因长期置身恐怖、惊吓、悲伤、哀愁、以及生活的重压,积忧成疾,积劳成疾。身为名医,却救治不了自己。母亲身患绝症,骤然离世。家中仿佛塌了天。

撇下四个孩子,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最大的姐姐,十三岁,最小的我,八岁。从此,父亲又当爹又当妈。不仅要劈柴做饭,还要缝衣衲鞋。而对于幼小的我,苦役也才真正开始。养猪,养鸡,养蜜蜂,养兔子,捕鱼,打蛇,砍柴……所有能谋生的手段,都用尽了,都历练了。巴山凄冷,蜀水苍凉。年复一年。沉重的劳役,艰难的生存。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出身”的阴影,也覆盖了我。“地主崽子!”从班主任牙缝间挤出来的这句毒性咒骂,至今轰鸣于我的脑际,也将轰鸣于我的一生。小学班主任,那个脊背弯驼的中年女人,面相凶恶,出言刻薄。彼时,我唯一的长物,是名列全班最优的学习成绩。但只要我稍一得志,班主任便发动全班同学“孤立”我。

在我的身后,常常跟着起哄的孩子群。“地主”!“地主崽子!”伴随着这类谩骂的,是无数纸团、树枝、泥巴、石块,雨点般地投向我。我常常只能没命地逃跑。害怕上学,就常以逃学来躲避。我偶有反击,就被告到班主任那里。班主任当着全班的面,泼妇似地怒骂:“你一个地主崽子,竟敢打贫下中农的后代!”

父亲得知,气得嘴唇直抖。儿子受欺负,似乎比他自己受迫害还要难受。激愤之下,他拉上我,找到班主任评理:“您说我那娃儿是地主?八、九岁的娃儿是地主?他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他剥削了哪个?连毛主席都不得说我娃儿是地主!”

班主任用鼻子哼地一声,不理。“文革”,父亲受迫害。与此同时,整个小学阶段,我也跟着受迫害。恐怖的童年!

“文革”末期,我听见父亲教学生唱一首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就是好!”标语口号似的歌词,让我觉得很不是滋味。一日,父亲又在小声哼那首歌,我实在忍不住,大着胆子对父亲说:“好什么好?看把你打成那个样子!”父亲朝我投来狠狠的一瞥,那眼神里有真正的责备,认为我的话,简直是大逆不道。但他并没有说什么,足见他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说服我。

父亲迷信“毛主席”,认为什么都是别人的错,而“毛主席是英明的”。“文革”后期,乃至“文革”结束后许多年,父亲都持这种固执。为此,十多岁的我,常跟父亲争得面红耳赤。这些争论,大都发生在长途跋涉中。在那些崎岖起伏的山路上,我和父亲,每隔几周,就需翻山越岭,从一个小镇,徒步行走到另一个小镇。一日跋涉几十华里。或者为了捕鱼谋生,或者为了探望在另一个小镇做工的姐姐或哥哥。

父亲真正觉悟,是到了1989年。他的儿子,我,因呼唤民主而被共产党投入大牢。连亲人探视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好几次,父亲背负沉重的行囊,辗转万里,从四川老家,来到广州,只巴望能看上儿子一眼。却被公安局无情地拒之于门外。父亲曾投宿于我留在中大的单身宿舍里,无望地等着我“出来”。一个来月间,眼看着野蜂在那宿舍的窗下筑了巢,儿子依然杳无音讯。我不能想象,望眼欲穿的父亲,离开广州时,是怎样的老泪纵横,步履踉跄。

我被关押一年后,黑狱中,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女友的信。信中有关父亲的几句话,猛撞了我的心房。女友信中道:“陈伯伯想到广州打工,养活你……被我劝阻了……”天啊!父亲把我拉扯成人,历尽多少艰辛,好不容易,才熬到我研究生毕业。我工作两年,还没来得及尽一份孝心。难道如今,还要六十多岁的老父,再来广州卖苦力,养活我这个百无一用的囚徒?我紧攥着信纸,第一次,在看守所,忍不住大放悲声。

出狱后,发现父亲变了。再也没有了迷信“毛主席”的痕迹。父亲完全看穿了共产党的本质。他理解儿子,理解民主。对我的所思所为,不仅没有半点责备,而且毫无犹疑地,予以赞同和支持。

我熟知“文革”,对那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和标语口号倒背如流,常常令长辈和同辈惊异。他们估算我的年龄,“文革”开始时,不足三岁,“文革”结束时,也才十三岁,何以竟能对“文革”了如指掌?殊不知,“三岁定终生”。“文革”于我,不仅留下深刻印象,而且赋予深刻影响。不仅落下“恐惧症”,也催生遥远的梦想。以至于后来识破专制,追求民主,都溯源于“文革”时期的惨痛记忆。

(原载香港《开放》2006年5月号,“文革四十年”专题。该刊所用标题为:《文革摧残我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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