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之十三）
王天成
第九章 动力、选择与谈判转型（B）
二、铁板的分裂
上节讨论了非暴力抗争，综合各方面情况，我相信，只有非暴力抗争才能构成促使中国民主转型发生的动力。重要的是如何使非暴力抗争变得更有效。当非暴力抗争的力度达到可以从外部撕裂统治精英的时候，民主转型的时机就来临了。
本文第二章曾提到，民主转型的前提是统治精英的分裂。这种意义上的分裂并不是日常的利益之争或低层次政策分歧，而是关于是否进行政治开放、是否维持威权统治的分歧；不仅统治集团内部要分化出温和派、改革派，而且变革的力量要占据相对于强硬派的优势；分裂有两种形式，即政治决策层的分裂或军队与政治领导人的分裂，它们既可能单独、也可能同时发生；内部的分裂是对外部压力的反应。下面就将这一分析视角、模型运用于中国。
高层政治动向一直备受关注，其中一个重要视角就是派系主义（factionalism）。我将首先回顾一下过去30年来共产党高层的派系问题，其中要重点说明的是改革派，特别是曾短暂存在的“政治改革派”——准确地说是温和派（softliners）——是如何产生和消失的。尽管派系之争几乎贯穿了共产党的历史（注1），但是故事应该从70年代末开始——只有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后，才第一次出现“改革”与“保守”之争。
然而，改革派与保守派阵营的划分，是以支持还是反对改变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实行对外开放、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和开放为标尺的。在80年代和90年代，当人们提到“改革派”的时候，指的是经济改革派，这一现象本身就可以说明高层在政治上的保守性。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田纪云等是公认的经济改革派，陈云、李先念、王震、李鹏、姚依林等则是明确的经济保守派。所有的经济保守派同时也是政治强硬派，但是经济改革派却未必是政治温和派。尤其关键的是，邓小平既是经济改革派的首领，也是政治强硬派的核心。
邓小平、陈云等许多曾为共产党政权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的元老在“文革”中都遭到迫害，这一刻骨铭心的教训为他们提供了一种驱动力，就是建立一种存在自身安全感的高层政治生态。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能接受毛泽东的继承人华国锋，需要通过主张某些改革将其排挤出局。所以，他们在70年代末复出后曾带来一种弃旧图新的气象：主张停止残酷斗争、你死我活的游戏方式，将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反对个人崇拜，推行包括废除终身制在内的领导制度改革，要求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通过制定种种法律来进行控制、管理社会。但是，他们要实现的只是相当程度地去毛化，丝毫没有改变他们本人参与建立并在其中享有权势、特殊利益的专制制度的意思。邓小平与其他元老在经济改革上存在很大分歧，但在维持一党独裁的政治制度上，不仅与他们立场相同，而且有最为系统的论述。
邓小平1978年曾发表著名的讲话《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反对权力过分集中、批评家长制，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但是，这篇文章当时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削弱华国锋的权力（注2），而邓小平很快就建立了自己专权的家长制。八十年代，邓曾多次谈到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但他所主张的其实基本是行政改革，例如干部年轻化，给地方、企业放权（注3）。他厌恶西方议会民主、三权分立，而将权力集中、不受牵制视为共产党的优势（注4）；不能容忍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即他所蔑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为此他在1979年就提出了束缚中国政治发展的“四项基本原则”；强调以专政手段维护稳定，要求对游行、请愿、“闹事”必须快刀斩乱麻、强硬地压制。“邓是老人中强调专政、对专政念念不忘最为突出的一位，至少是其中之一” （注5）。
邓小平和其他老人们担心，任何真正的政治改革和松动，都有可能构成对共产党的挑战，威胁共产党的统治地位（注6）。80年代中后期，以邓为首的元老们对于偏离他们坚守的政治方向的人进行了两次清洗。这两次清洗对于高层政治生态的影响不仅在当时是重大的，也延续到现在。
第一次是1986年底对总书记胡耀邦、中宣部长朱厚泽等人的清洗。接触过胡耀邦的人，都回忆说他是一个坦率、不喜欢整人、勤于学习的人。他在70年代末主持了平反毛时代迫害老干部的大量冤假错案，组织了被认为是“思想解放运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邓小平挑选他为接班人，寄希望于他在元老们去世后主持稳定大局。胡是否有长远考虑实行放弃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政治改革，这一点并不清楚。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即他主张对不同的思想、观点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他支持给作家创作自由；抵制、消解了1983年邓小平所发动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对于邓要处理郭罗基、刘宾雁、王若望等自由化知识分子，不以为然；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人“闹事”，也主张疏导而非使用强硬手段。邓小平曾两次托人给他带话，认为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力、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软弱，但是他似乎置之不理。他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对于邓小平是否应该退休的敏感问题，也表现出暧昧的态度，令邓小平愤怒（注7）。
本来邓小平和元老们决定在1987年举行的中共十三大上让胡耀邦下台，但是，1986年底，上海、合肥等城市发生学潮，他们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会议便提前解除了胡的职务。在胡耀邦下台之前，外界很少有人知道他与邓小平的分歧。但是，邓小平的第二次清洗却发生在明显的分裂状态下。
赵紫阳喜欢主管经济事务的总理职务，而不太愿意担任对意识形态和政治方向负责的总书记。邓小平让他接替胡耀邦，便轮到他承受元老们的不满和压力了。不过，他表现出比胡耀邦更强的、与元老们打交道的能力，在领会、表述邓小平的思想时也更加用心。尽管他与陈云、李先念、王震等元老的关系变得紧张了，在一段时间内邓小平继续信任他。他们的分歧、分裂决定性地发生在1989年春夏胡耀邦突然去世引发的规模空前的学潮中。赵紫阳不同意邓小平将学潮描述成“动乱”的定性；主张与学生对话；开放了媒体对学潮的报道；反对戒严和镇压。今天的青年学生对这些可能不太了解，但整个过程和结局曾是举世瞩目的，兹不赘述。学潮被镇压下去后，与赵紫阳一同被清洗或整肃的还有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鲍彤、朱厚泽等人。
赵紫阳自述他在相当长时间内注意力都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完全没有注意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经济上的改革派、政治上的保守派。直到80年代中期，他的想法才有一些变化，但也主要是从经济改革的角度看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因为没有政治改革，支持经济改革的力量很难发挥作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也得不到抑制。他考虑过增加透明度、开辟对话渠道、扩大差额选举等问题，以改进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一直到1989年，他都没有想过要在中国搞多党制、议会民主。他下台以后经过反思，才认识到西方的议会民主是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注8）。
不过，尽管赵紫阳在任时只是想实行非常有限的自由化，假如在1989年春夏下台的是邓小平而不是他，我相信，他会走得更远。来自社会的压力会驱使他快速更新观念和态度。
回顾70年末、80年代的风云，相对于掌控最高权力的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元老以及他们的追随者李鹏、姚依林、李锡铭、陈希同等人所组成的阵容，胡耀邦、赵紫阳为首的温和派、改革派处于绝对的劣势。而经过上述两次政治清洗之后，政治温和派、改革派在高层消亡了。此后，再也没有人敢于挑战邓小平的强硬路线了。“六四”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高层不再提政治体制改革，强调的是防止“和平演变”。虽然到了1988年的中共十五大又表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了，但不过是邓小平意义的政改即行政改革，并没有诚意进行任何真正的政改（注9）。1989年“果断”查禁《世界经济导报》的江泽民在担任总书记期间的名言，将一切“不稳定”消灭在萌芽状态。1989年在西藏亲自指挥镇压藏人抗议的胡锦涛上台后，对异议人士、“不安定分子”的打压控制更加有计划性、更加严密。
90年代以后，派系依然存在，但彼此没有路线分歧。90年代，人们谈论的是“上海邦”的崛起，此后是“上海邦”与“团派”的斗法，近几年则是“团派” 与“太子党”的较量。它们都是按个人升迁路线或者家庭出身划分的，是为了掌握权力而形成的集团，而不涉及政治态度的分歧——当然不是没有政治态度，在维持威权统治稳定的“大局”上，它们彼此合作（注10）。“太子党”的兴起不只是传统世袭制度生命力的体现，也与“六四”之后高层“还是子弟兵可靠”的认识相关。
还需要说明的是，不仅政治改革派到80年代末消失了，经济改革派后来也消失了。在整个80年代，围绕着计划与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改革派与保守派存在尖锐分歧，虽然经济改革派占据着优势，不过保守派的力量也相当强大。经济改革在80年代末至年代初陷入停滞。但是，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一举突破了“计划”姓“社”、市场姓“资”的意识形态束缚，宣布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对“六四”后重组的、江泽名为首的领导集体发出了“谁不改革谁下台”的警告。从此以后，经济改革派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经济保守派变得不再重要。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具体说是以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高层认为建立“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继续进行较大的改革了，经济改革派也消亡了（注11）。
从此以后，进入了全面回归保守或者说抱残守缺的时期。一方面，过去10多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画上了句号，在此背景下，近年来一种新的舆论兴起了，也就是“中国模式”论。所谓“中国模式”，无非是威权主义+半吊子的市场经济。但它传递的信息是，中国不仅不需要改了，还成了一种应该予以赏识、坚持、效法的成功模式。它的兴起是全面保守的一个标志，表明掌权者不仅无意无视正当性的缺乏，反而变得更加自负骄横了。
上面我梳理了70年代末以来的30余年中高层派系格局的产生与演变，尤其是政治温和派、改革派的消亡过程。在80年代，高层曾分化出胡耀邦、赵紫阳为首的政治温和派，但是他们的力量太弱小；80年代末以后，政治温和派、改革派在共产党内消亡了。这个过程可以说明一个明显然而经常被人忘记的道理：政治变革不是可以轻易发生的。
“六四”的枪声响过之后，不少异议人士以为共产党政权支撑不了多久了，因为其正当性受到重创。这一判断忽视了政治温和派遭到清洗对高层政治格局的影响以及当权者心理的变化。强硬派背上了血债，由于担心被审判、清算，比过去更增添了坚持强硬路线、拒绝政治变革的动力。从独裁政权的自身构成看，它没有变得比过去更脆弱，而是更顽固了。虽然不能断言共产党内已经没有任何思想开明的人，但胡耀邦、赵紫阳的遭遇无疑对于那些内心有不同想法的人是沉重的教训。追求个人的权位、利益，不关心国家的前途，有“理由”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90年代以来，国内知识分子几乎普遍将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主动、渐进改革上。他们是在政治温和派、改革派已经消亡的前提下谈论改革的，这正显示了其盲目性。自从胡耀邦、赵紫阳被清洗后，再也没有人挑战过邓小平的政治强硬路线。江泽民、胡锦涛继承了这一路线，担心任何真正的政治改革，都有可能构成对共产党的挑战、动摇一党统治的专制制度。这种心态排除了推行政治上的逐步开放的可能。不过，本文前面已经反复批判过渐进改革主义，这里只从本节议题的角度做点补充。下面讨论具有民主转型意义的分裂将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以及到什么程度才有效。
首先，有一点似乎需要注意。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专制政权实际上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所说的，它成了有韧性的威权政体（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这主要得益于邓小平从80年代初开始倡导、推动的高层人事制度改革。最重要的当然是权力继承的制度化、领导人退休制度建立了起来。2002年，江泽民与胡锦涛、第三代与第四代领导人之间的交接，是权力继承制度化的标志。“继承问题的不确定、内部精英政治的不稳定性”，会使威权政体“在内部分裂过程中衰败或‘转型’”（注12），而退休制度则使“发动政变或进行政治斗争以策动政变的诱因和机会减至最小” （注13）。黎安友认为，派系主义在中国政治中的功能已经下降了，权力继承的制度化是其首要原因（注14）。
经常有人猜测高层哪个派系更开明一些，从派系之争中产生政治变革的期盼。但是，这种倾向忽略了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同派系之间的合作。这里要提到美国政治学家芭芭拉?基德斯（Barbara Geddes）对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她将威权政体分为军人的、一党制的、个人化的和混合性的4类；个人化政权也可能是军人建立的，也可能有一个垄断性政党，其不同在于，不存在制度化。基德斯发现，军人政权最容易因为内部分歧、纷争而选择让出权力，因为军人通常特别关心军队的等级、纪律，不希望因为掌握政治权力损害自身的统一和效率。与此不同，一党制之中的干部们则出于不同动机最希望保有职位，各竞争派系通常情况下会相互合作，所以一党制政权会相当具有韧性，往往由于外部事件而不是内部分歧而倒台。在个人化政权中，官员们也最希望保有职位，各派系之间会相互合作，但是政权在独裁者死亡时变得特别脆弱，它也更容易被暴力所推翻。（注15）
基德斯的研究非常有启发性。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和一些元老推动了一定程度领导、人事制度的改革，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基于自身在“文革”的经历，认识到应该建立一种比较安全的内部政治生态，另一方面是需要以改革的名义削弱毛泽东的继承人华国锋、将其排挤出局。但是，这种自发性的动力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当他们达到目的后就永远停滞了，成为“完善”了的威权政体最坚定的守护者。而由于他们有限的改革，制度化而非个人化的一党专制终于确立了。“赢家不会拿走一切”，“输家不会失去一切”。精英集团更加没有动力推动改革，相反内部派系有更强的动力彼此合作维持“大局”不变，政权变得相当有韧性。要打破这种局面，没有外部事件是不太可能的。不过，与基德斯不同，我认为，由外部事件导致一党专制的终结也需要其内部的分裂。赵紫阳与邓小平的分裂就是外部事件导致的，尽管转型的契机丧失了。
从第三波民主化的经验看，最经常起作用的外部事件是民众抗议和经济危机。在众多民主转型中，有相当高比例的转型发生在经济危机的情势下。不过，当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威权政体的首先反应是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或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是在1985年经济整顿失败后，才提出以公开性为先导的政治改革的（注16）。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是在其1987年的经济改革计划得不到人们支持后，才提议与团结工会谈判的。邓小平在70年代末推动的经济改革迅速取得了成效，这加强了他对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信念。所以，不是经济危机而是不能快速扭转经济危机，使威权政体陷入灾难之中。抑制经济危机努力的失败会削弱政治精英中一些人对威权统治能力的信心。尤其重要的是，它会加剧民众的不满和怨愤，引发大规模的抗议。
我认为，对于中国而言，政治精英最可能在两种情况下发生具有民主转型意义的分裂：
第一、民众的反叛和抗议达到这样的地步，即政府已经在失去控制，再也难以承受控制成本，统治精英中有人认识到强硬路线已经难以为继，从而分化出温和派。但是，只发生分化依然不够，温和派必须取得相对于强硬派的优势。如果最高领导人是温和派领袖，就像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优势的取得会相对容易一些，转型将是常序性的。如果温和派领袖不是最高领导人，情况可能会复杂得多——除非发生“宫廷政变”，也就是最高领导人像匈牙利的盖达尔、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被主张改革的手下所取代，温和派无法取得优势。
第二、在社会越来越动荡、政府已经在失去控制的情况下，统治精英中没有及时分化出温和派，或者虽然分化了出来，但没有取得相对于强硬派的优势，结果局势进一步恶化，最终发生更大规模的抗议，从而导致威权体系的瘫痪、分裂。重要的分裂可能、也可能不是先发生在政治决策层，关键是军队不支持镇压；最高领导人被迫下台，就像捷克斯洛伐克的胡萨克、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穆巴拉克。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军队支持镇压。但是，经过“六四”之后，这种可能性似乎已经减少了——或许会像当年甘地所说：“一支曾踏过无辜男女尸体的军队，却可能无法重复这样的经历”（注17）；倘如此，中国的军人将挽回自己的尊严和荣誉。
这里要顺便提到温家宝总理。他最近一段时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频繁讲话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猜测。有人说他是在演戏，有人说是真诚的，并据此推断高层已出现了裂痕。在此，我并不打算做这种那种推测，尽管我也非常关注。在我看来，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假定温家宝是温和派、高层已经出现20余年不见的重大分歧，他的力量也太弱小。从其他国家民主转型的经验看，如果温和派领袖不是最高领导人，除非通过“宫廷政变”、特别是在大规模的抗议中取代最高领导人，政治变革不会发生。最高领导人是温和派的机率相对要低很多，所以如果读者重温一下本文第二章表2就会发现，非常序性转型中的内部取代模式，在民主转型中占据着最高比例（注18）。
近些年来，公民社会在艰难的环境下获得了明显的成长。社会又重新骚动起来，就像清华大学的一份报告所说：越“维稳”越不稳。去年中央政府的维稳经费逼近国防预算，今年则已超过国防预算。长期以来，许多人一直在盼望政府进行政治改革，但改革始终没有发生，这使得幻灭感开始在一些人中蔓延。特别重要的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正在放缓，目前通货膨胀已经发生。而经济高速增长是过去20年来共产党政权正当性的最重要来源。从这些情况看，北京威权政府的压力正在攀升。但是，政治精英目前并没有发生具有民主转型意义的分裂，意味着压力还没有达到足够的强度。（注19）
本文在此向对手——威权统治者——透露了一个秘密，就是民主转型的发生以统治精英的分裂为前提。但是，我并不担心专制主义者在得知后会采取更严密的防范措施，因为他们本来就对这个秘密不陌生。“要牢记‘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句名言，最危险的敌人往往来自内部”，李鹏在回顾1989年时写道（注20）。记住“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句话并不困难，平时也可以努力训练、加强堡垒内部的力量，但是当一个邪恶的堡垒被摇晃、要塌陷的时候，想做到让里面的人都坚守堡垒却不容易，有的人可能会放弃保护堡垒，也有的人会争取献出堡垒从而加入胜利者的行列。
独裁者们的阿基里斯之踵就在于，他们不能依靠自身进行统治。每一项命令、指示都需要他人去执行，需要他人的服从、合作与支持。为了统治的稳定性，所有的独裁者都会提拔对自己“忠诚”的人，程度不同地监视部下动态，但是却不能进入每个人的头脑查看其思想。他们会抑制潜在的挑战者，但却不能只需要俯首贴耳、总是附和自己的人，也需要有一定新思想、开拓性的人以保持政权的活力。他们不可能铲除派系，因为在提拔、重用“自己人”的时，也就制造了派系；围绕争当下一任最高领导人，也会形成新的派系。
在正常情况下，为了保住职位或得到提拔，无论内心思想如何，所有的人都会表现出对独裁者、现政权的忠诚或支持，各派系之间会团结、合作。但是，一旦发生危机以至于“大厦将倾”，许多人就会重新考虑自己的前途，有的人还会从危机中看到难得的、参与不朽大业的机会。他们是“两栖动物”（注21），如果发现陆地上有危险，就会选择下水。他们曾为独裁政权服务，但是这并不会成为其负担。他们会洗刷自己、完成“凤凰涅槃”。波兰的科瓦思涅斯基（Kwasniewski）在共产党统治时期曾担任部长，他1995年当选为总统，在解释自己过去的经历时，他辩白说：“在思想观念上，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注22）。
过去数十年中，有些独裁者“与时俱进”、接受了变革的要求，更多的独裁者过分相信自己的力量，结果被赶下台，只能目睹自己昔日的下属与反对派谈判转型。下面将讨论另一个重大问题——转型过程中的沟通与谈判。
（未完待续）
注释：
1. 参见Andrew J. Nathan (黎安友)：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The China Quarterly,No.53, 1973)。
2. 参见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第271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
3．赵紫阳在晚年回忆中说，“邓所主张的政治改革与一般人的理解，即国家现代化、民主化不同，主要是解决共产党和国家机构的活力和效率问题，基本上是行政改革”（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74页）。
4．参见赵紫阳《改革历程》275页。
5．同上书276页。
6．参见上书277页。
7．参见上书184-185页。关于胡耀邦与邓小平的分歧、胡耀邦下台的原因，赵紫阳有清晰扼要的叙述。
8．参见上书292-300页。哈佛大学历史与政治学教授麦克法尔（Roderic MacFacuhar）,在为该书英文版写的序中，谈到赵紫阳的思想历程时，感慨地说：“一个热爱国家的官员，如果只有在多年赋闲全力反思的条件下，才得出中国需要民主的结论，那么对于日理万机的官员来说，又有什么休闲时间，或者有什么（政治上的）安全感，使他能够在当朝当政的条件下，得出同样的结论来呢？如果他终于能够得出这种结论，他又如何能在遍及社会各阶层的党内反对力量之下，来实现这个结论呢？”（见赵紫阳《改革历程》中文版309页）。
9．本文第二章曾谈到，在官方的话语系统中，“制度”与“体制”是有区分的。“体制”指的是制度运行的方式，而不是制度本身。在官方看来，共产党一党统治的制度是不能改的，但治理的某些方式方法可以改。由于不清楚或没有认识到这一区分的重要性，每当官方谈论“政治体制改革”时，一些人就兴奋起来，以为官方还是要改革的。官方也清楚这一点，而经常刻意加以利用。他们知道，以改革相号召是70年代末以来中共政权获得正当性的重要来源之一，空洞地谈一谈“政治体制改革”，不让人们绝望，有益无害。
10．尽管过去10多年中出现过一些比较大胆的报刊，例如《南方周末》、《财经》、《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但是，这是随着经济的多元化及与此相联的社会多元化，极权统治无可挽回地衰落，也就是专制者更加难以贯彻自己的意志的结果，而不是刻意奉行宽松、宽容的政策的产物。大家知道，当权者一直在想方设法整治比较大胆的媒体和记者，并且经常能获得“回报”，例如，曾经风行一时的《南方周末》早就黯然失色了。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也给专制者管制言论、信息带来了空前的挑战，但是，经过最初一段时间的不知所措后，相应的管制技术、方法、制度、人员发展了起来，几年前你打开网页，就可以看见有一个警察在巡逻了。
11．参见吴国光：《改革的终结与历史的接续》（《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年6月号总第3期）。
12．黎安友（Andrew J. Nathan）著、何大明译：《中国政治变迁之路》第43页（台湾巨流图书公司，2007年）。
13．同上书 第53页。
14．参见上书43-59页。
15．Barbara Geddes：“ What do we know about democratization after 20 year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 115-44.，1999）。根据Geddes的统计，1946年至1998年存在过的所有威权政府中间，军人政权的平均延续时间是9年，个人化政权是15年，一党制政权是23年。在1998年依然存在的威权政府中，军人政权的平均延续时间是7年，个人化政权是19年，一党制政权是35年。
16．戈尔巴乔夫开始政治改革的时候，并没有严重的社会反叛压力，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17．转引自Jene Sharp ：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 (1973),p.753。
18．在我统计的21个重要案例中，突发性的内部取代有9个之多。常序/常任转型即在政府相对还有较强控制力、常年任职的最高领导人选择开放的，有6个，其中除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其他都是军人。而台湾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从来就没有主张过永久性的一党统治。孙中山先生的“军政、训政、宪政”路线，是国民党一再声称奉行的。也就是说，国民党认为自己的一党独裁是过渡性的，与军人政权类似。基于“军政、训政、宪政”的路径思想，国民党到台湾后，地方选举是有一定竞争性的，政权属于“竞争性威权政体”。
19．本文第二章将民主转型分为“常序性转型”与“非常序性转型”两大类。“常序性转型”是在政府权力秩序没有被打乱的情况下发生的，反之，则属于“非常序性转型”或者说“突发性转型”。常序性转型又可以分为“常任者转型”和“新任者转型”两个子类。非常序性转型则可分为“内部取代”、“外部取代”、“交叠取代”3个子类。就中国而言，考虑到一党制所具有的韧性以及统治者害怕任何真正的政治改革，我认为常序性转型的机率将会相当低，虽然并不能完全排除。换言之，政府不太可能“主动改革”，专制政权将因为外部事件而倒台。
20．李鹏《关键时刻——李鹏日记》序言（网络版）。
21．香港著名政治学者丁学良（X. L. Ding）首先提出了转型过程中“两栖动物”的作用问题。参见：X. L. Ding：“ Institutional Amphibiousness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The Case of China （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 24, No. 3 ，Jul., 1994, pp. 293-318）；Alfred Stepan: “Democratic Opposi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Theory”(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32: 657–678,1997)。
22．参见John Higley, Judith Kullberg & Jan Pakulski：“The Persistence of Postcommunist Elites ” （Journal of Democracy 7.2 (1996) 133-1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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