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公交车,看到有关部门在高考前夕向社会发布优秀民办高校、诚信民办高校一类的消息。我们市场力量的发育不足以自尊自重,需要行政介入,加强管理,这是好是坏不说,一下子唤回了我埋藏多年的感觉。我想起小时候村里每家都划定好家庭成份,你是地主出身,我是贫下中农,小朋友玩耍时一问对方是什么成份,就会生发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感觉。

到了80年代,成份论消失了。我也高兴时代在进步。但上了大学回到家乡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不少村民家门口贴有五好家庭的红纸条以及五好家庭公约,听父母说,是村干部定的。我心里很不舒服,我感觉到,社会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

90年代,由媒体和社会团体介入,进行企业评优的活动越来越多,比如全国质量万里行之类,据说名利双收,我觉得无伤大雅,乐观其成。但这种市场的力量热闹一阵后,纷纷还权于权力部门。民间价值评判体系催生不出来,反而是行政力量越来越强地介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由它来决定我们生存的善恶是非。它说环境是好的、发展是快的、民众的明天更美好(意思是今天已经美好了),它不容其他的声音出来,更不用说,容忍其他的价值判断出来。

拿民办教育来说,发育20多年,现在不死不活,多方不讨好。是谁之过呢?他们经办得惨淡,却仍不得不让行政力量来决定谁是优秀、谁很诚信,好像民众都是瞎子、傻子、笨蛋,必须有人提示才知道选择;或者说,好像民众都懒得不愿不屑去研究选项,也不会独立思考,只愿被人引导过日子,不知道怎么看待民办高校,那么,与其被市场引导,不如被政府引导。一个自称文明的社会却需要政权的力量来掌管价值领域,口含天宪,朕即价值,这种社会还是升平盛世吗?

我有一个埋藏多年的感觉是,我们被告知,在万恶的日据时代,小日本鬼子竟然把我们的善良百姓分成好几类人,只对其中一类发“良民证”。老百姓必须怀揣“良民证”才能出门走路做生意,否则一旦被查出来,会有麻烦。我的这个感觉是不是有点儿恶毒?不过,我一直在想那些研究汉奸发生学的学者,他们最终痛苦地为那六百万伪军(世界上最庞大的伪军规模)辩护,我想他们内心里一定对历史上和现实里的专制政权深恶痛绝。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王小东就曾激愤地说过,如果一国的政府不把自己的人民当做主人,那么,对人民来说,做谁的奴隶不一样啊。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唯彼作价、唯彼认证、唯彼作威、唯彼享福,仍是我们不少官吏的常态。

甚至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成了我们大家的。大家自觉自愿地把是非善恶的判断交给别人,而不能自己独立地表达对人对事的意见。我多次说过,像我这样没有单位的人,也被人视为“不良”;像我这样没有工作的人,在一些人看来,也难以理解。闲人多了,盲流多了,或我这样的作家(坐家)多了,这个社会,从政府到百姓(良民)都觉得承受不了,百姓就同意政府出头管制。“无法”没有催生出自由演进,反而生出“恶法”。这是什么样的市场,什么样善良的百姓?我是不是应该领一个良民证或好人证来护身,但我向谁领呢?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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