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公交车，看到有关部门在高考前夕向社会发布优秀民办高校、诚信民办高校一类的消息。我们市场力量的发育不足以自尊自重，需要行政介入，加强管理，这是好是坏不说，一下子唤回了我埋藏多年的感觉。我想起小时候村里每家都划定好家庭成份，你是地主出身，我是贫下中农，小朋友玩耍时一问对方是什么成份，就会生发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感觉。
到了80年代，成份论消失了。我也高兴时代在进步。但上了大学回到家乡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不少村民家门口贴有五好家庭的红纸条以及五好家庭公约，听父母说，是村干部定的。我心里很不舒服，我感觉到，社会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
90年代，由媒体和社会团体介入，进行企业评优的活动越来越多，比如全国质量万里行之类，据说名利双收，我觉得无伤大雅，乐观其成。但这种市场的力量热闹一阵后，纷纷还权于权力部门。民间价值评判体系催生不出来，反而是行政力量越来越强地介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由它来决定我们生存的善恶是非。它说环境是好的、发展是快的、民众的明天更美好（意思是今天已经美好了），它不容其他的声音出来，更不用说，容忍其他的价值判断出来。
拿民办教育来说，发育20多年，现在不死不活，多方不讨好。是谁之过呢？他们经办得惨淡，却仍不得不让行政力量来决定谁是优秀、谁很诚信，好像民众都是瞎子、傻子、笨蛋，必须有人提示才知道选择；或者说，好像民众都懒得不愿不屑去研究选项，也不会独立思考，只愿被人引导过日子，不知道怎么看待民办高校，那么，与其被市场引导，不如被政府引导。一个自称文明的社会却需要政权的力量来掌管价值领域，口含天宪，朕即价值，这种社会还是升平盛世吗？
我有一个埋藏多年的感觉是，我们被告知，在万恶的日据时代，小日本鬼子竟然把我们的善良百姓分成好几类人，只对其中一类发“良民证”。老百姓必须怀揣“良民证”才能出门走路做生意，否则一旦被查出来，会有麻烦。我的这个感觉是不是有点儿恶毒？不过，我一直在想那些研究汉奸发生学的学者，他们最终痛苦地为那六百万伪军（世界上最庞大的伪军规模）辩护，我想他们内心里一定对历史上和现实里的专制政权深恶痛绝。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王小东就曾激愤地说过，如果一国的政府不把自己的人民当做主人，那么，对人民来说，做谁的奴隶不一样啊。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唯彼作价、唯彼认证、唯彼作威、唯彼享福，仍是我们不少官吏的常态。
甚至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成了我们大家的。大家自觉自愿地把是非善恶的判断交给别人，而不能自己独立地表达对人对事的意见。我多次说过，像我这样没有单位的人，也被人视为“不良”；像我这样没有工作的人，在一些人看来，也难以理解。闲人多了，盲流多了，或我这样的作家（坐家）多了，这个社会，从政府到百姓（良民）都觉得承受不了，百姓就同意政府出头管制。“无法”没有催生出自由演进，反而生出“恶法”。这是什么样的市场，什么样善良的百姓？我是不是应该领一个良民证或好人证来护身，但我向谁领呢？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