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世存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对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来说,拒绝约稿是不容易的。十多年前,自觉“怀才不遇”,总巴望着有人来约稿。后来,约稿多了,“稿债”一说矫情而得意。到了四十不惑,多少不受外界诱惑了,约稿的题目若非自己所长,几乎是坚决拒绝；即使朋友约稿极为自由,说无论我写什么都可,我也犹豫,甚至更为慎重。生存的压力、金钱的诱惑、名声或社会影响,不再左右我了。
但这一人生经验对外人有什么意义呢?而立和不惑都在于实现人生和社会的正义、完善,悔其少作或不悔旧作,都有思维和人生的合情理处。人是活在时、位、易变之中,因此,下笔千言、倚马可待,那些应时位而生发的态度文字,当然是可称赞的,但那些闭口不言的沉默,那些惜墨如金的表态,同样值得倾听或致意。
“我侪所学关天意”与“百无一用是书生”都有其真理性,在一方坚守自家真理的同时,其实有必要同情和了解对方。在我们恣意挥霍眼前的思想和社会资源时,我们其实可以想想,如果耶稣、老子、佛陀、孔子、鲁迅、胡适们在一边会如何言行思议,更应该想一想跟我们同戴一片蓝天的思想家朋友、作家朋友们,那些善知识和大愿大行的仁者圣贤,他们会如何?
今天的汉语世界,有着博客、微博、视频……一类的空前繁荣,但不少人观察这个世界,以为形成了一种普遍的“低智商”现象。确实,现代化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在一代人的十来年间,就享尽锦衣美食、文章事功,并能指指点点,说三道四。传统所谓的“一代讲吃,二代讲穿,三代讲文章”,现在一代人的时间都享用了。但这种享用只是“简单的拥有感”,因此,人们不仅没有自己的个性创造和收获,反而身陷食品污染、汉服唐服西服仪礼紊乱、文字垃圾等灾难之中。事实上,观察当代汉语世界的主体模样,我们可知,这不仅是一个“低智商”的时代,也是一个低情商、低意志的时代。
李光耀曾回忆邓小平邀请他到中国访问。李对邓说,等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就去。邓说,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李不同意,他认为中国人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怎么说新加坡人中很多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中国人有的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据说,邓小平听后沉默不语。大概邓小平想到了,显达官宦的后代不一定是贵族,文人学士的后代不一定有文化,有些悠久文明的子孙,甚至宁愿不肖。
无论审美叙事、历史叙事,还是科学探索、人生思辨,我们流行的文章都显得简单、粗浅,那些真正勤奋用功、念兹在兹的读书种子、哲人或文章圣手,他们的言路和思路反而退居边缘,甚至被屏蔽了。社会因此日益简单化,左或右、精英或平民,分离而且彼此轻视、仇恨。如果说,汉语世界的繁荣还有其正当性,那么它唯一的正当性在于几乎本能地捍卫着人生社会的存在正义,它的功用在于划界简单的是非善恶,集合左或右的队伍。
这自然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某种代价,是无可如何之事,但也是我们写作者大有可为之处。因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我们有几千万作家、几亿写手,其言其文多如口水,故难以抵达不同的时空和微而危的人心。只有真正做好我们自己的文章了,我们才能说是合道闻道,朝至夕可死；我们才能太上立言,以真善美的力量加持一切愿驻留此语言家园的人们。我们才能成全真正的战士,他教训对手,更能教化对手；他张扬自己一方,却也能够跟对手共处共和。
对我个人来说,本能地表达,愤怒地喊叫,为左辩护为右维权,都不再是切要之事。反思性表达,让左右互读,让文字真实优美诚善,让读者获得至真至美至善的享受……才是努力的目标。做好人生社会的文章,当然首先在于自己能立,能不惑,其次让读者能立,能不惑；自觉自度,觉度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古人说得好,“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章得失,在于一心。惟微惟危的人心,本自具足,可生万法。要在慈悲,担当,布施,同事。这样的文章不单是纯美,或纯理,它本来就是事功,就是大道,能够“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这是度过青春期的成年美德。
民国时期的社会贤达聂云台先生曾经皈依基督,他质疑过佛法僧:“佛以度众生为志,而为僧必离世潜修,是自为而不为人也。似不若仍居市朝为利益众生之事,如基督教之所为者为善。”当时的微军和尚回答他说:“潜修乃为度众生之预备,若自己尚不明白,何以济人?汝今自思,凡汝所为利众之事,果皆有益于众生者乎?凡事须究竟,勿但观表面也。”这一公案让我感叹不已。文章之事也如此,如果人生壮盛之际尚不明白,如果自己仍只能做青春语,仍只能写希圣希贤的作文,那还不如欣赏真正的青春快语、情语,自己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以期能够修己之明德。
梁漱溟先生曾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我最初看到这句话时,极受触动。我想这是老一代学人的圣贤用心,梁先生发愿也以一生的努力证明了自己庶几无愧,这种人生修辞之立其诚愿,传自一个悠久的文明,这样的用心也应该在我们的时代开花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