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写“激流三部曲”的百岁老人巴金,终于从红尘中解脱了。我曾想为此写些什么,缘于八十年代初与巴金的一次合作。但见当时的悼文祭章铺天盖地,索性我也不往里边挤了。

文化大革命爆发四十年的今天,全球都在关注着,唯独中国大陆安安静静,好象从未发生过那么一场浩劫。十三亿中国人没有了记忆,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没有发出声音。

曾经,有一个老人发出过微弱的呼吁:“解除对中国作家的限制。这个国家应该建立一个博物馆来纪念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遇难者。”

那是一九八五年。他是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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