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大陆媒体的眼球,聚焦在我的家乡湖北省西北角上襄樊市的一位18岁的平民少女高莺莺身上,四年前她的沉冤,至今难白,媒体发出亡党亡国的杞人之忧。

据2006年7月4日《民主与法制时报》文章《襄樊官场地震引少女身亡迷案》报道:湖北省襄樊市西北部有个老河口市,老河口市区十公里之外有个宝石宾馆。2002年3月15日晚,一位名叫高莺莺的服务员被强奸后,从九楼被摔下而死。在她离奇死亡后,公安人员一不保护现场,二不查看现场,第二天就定性为“自杀”,但所谓自杀的高莺莺身体却多处被抓伤,一个乳头被咬坏,喉部有被掐的手印,手腕有黑紫色勒痕……而后又动用公安和武警抢夺尸体,通过抓人、软禁、连坐等手段威逼家属签字火化,火化时将衣物全部烧毁一件不留……高莺莺的冤案之所以重重叠叠被严密保护无法揭开,都指向一个当地的最高掌权人、市委书记孙楚寅。

《襄樊官场地震引少女身亡迷案》一文提出了“九问”,其第九问谓:“在襄樊、老河口及周边的丹江口、谷城等地,从平常百姓到有识之士普遍认为,制造高莺莺命案的元凶一定同孙楚寅关系密切,因为调动驻襄樊的武警,没有市委书记的命令是不可能做到的;阻止襄樊报刊登载这个事件,除了他,在整个襄樊,没有第二个人有如此大的能量。而种种反常现象,更说明执掌重权之手在背后操纵。”

可是,过了不太久,孙楚寅从官场栽倒。从2002年12月开始,随着湖北省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陆陆续续牵出领导干部七十余人,其中市属相关单位、县市“一把手”三十余人,厅级干部11人,襄樊最严重的吏治腐败如山洪暴发。这时,照理说,高莺莺的冤案可以“乘胜追击”,一举揭开,昭示天下了。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孙楚寅倒台已经三年多,可是高莺莺的冤案至今仍然不能揭开。在当地还有一股强大的势力,阻扰揭开这个冤案。《民主与法制时报》派记者“前往当地公安机关采访高莺莺事件时,曾被不明身份的人员和车辆跟踪盯梢;在检察机关护送记者采访时依旧被跟踪;直到记者到达武汉,在省公安厅门口,还被未挂牌照轿车的驾驶者拍照。”记者采访了当地的官民人等,谁都噤口不言,害怕报复,想不到孙楚寅的官魂竟然还在作祟。

远在1月6日《民主与法制时报》发表湖北襄樊“官场地震”调查《官腐并发症》时,最后作了如下的议论:“比襄樊’官场地震’更可怕的,是它引发的’余震’使当地一些干部思想混乱、媒体噤若寒蝉、百姓麻木冷淡……其强烈的’冲击波’没有使更多的干部引以为戒,却使更多的群众丧失了对腐败真相的知情权、对反腐败斗争的参与权,进而丧失了对’反腐败能否取得根本性胜利’的信心。腐败,’最终会导致亡党亡国’的极大危害性,举国深知,耳熟能详。那么,从腐败到亡党亡国之间的道路与途径是什么?”哀莫大于心死。“如果从党和国家的角度理解这句箴言,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的民众,对待腐败的态度,到了麻木冷漠,见怪不怪的地步,那时,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距离被腐败吞没,应该不远……水,载舟;亦可覆舟。失信于民,亡党亡国。古今中外,无一例外。”

这里提出了几个问题:

共产党的反腐败能否取得根本性胜利?这是一个困扰大陆广大人民的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反腐败能否取得根本性胜利?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1949年3月,毛泽东在西柏坡村向他的党员敲响警钟:在拿枪的敌人消灭之后,还有不拿枪的敌人,会用糖衣裹着的的炮弹进攻。有许多人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结果,不幸被他言中,枪毙了两个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以杀立威,并且发动了一场遍及全国的“反腐风暴”三反运动,打了数以千计的“大老虎”。从那以后,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了,现在连资本家也入党了。不拿枪的敌人在中国一个个不是打倒就是消灭了,但是共产党的腐败问题却愈演愈烈,如影随形,按下葫芦浮起瓢,黑了南方有北方。因此,现在人们越来越要质问:反腐败能否取得根本性胜利?

胡锦涛在建党85周年的大会上,奢言共产党“本质上具有非马克思主义政党无可比拟的先进性。”可是他无法回答“本质上具有非马克思主义政党无可比拟的先进性”的共产党却陷在无法自拔的腐败顽症之中。谁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的腐败已经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非马克思政党”和他们执政的国家。胡锦涛不得不承认“一些党员先进性意识淡薄,理想信念不坚定,宗旨观念不牢固;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思想理论水平不高,解决复杂矛盾的本领不强,工作作风不实;一些地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还比较薄弱;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腐化堕落的案件仍时有发生。”站在拥有七千几百万党员的总书记地位往下俯视莽莽众生,像湖北省襄樊市那样一锅端的情况,当然也只是“一些党员”、“一些地方”、“一些领域”的小问题。这就是毛泽东经常说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

但是现在就是像高莺莺这样的一个平民女子的冤案无法揭开,使真相大白,水落石出。这是什么原因呢?“社会主义民主”不是一味良药吗?为什么遇到疑难杂症就是不管用?一个市委书记为什么能够在他的一亩二分地的地盘里势力如此之大,大得连下台之后谁也无可奈何?于是人们不得不问:反腐败能否取得根本性胜利?

从襄樊市的情况我们可以推理:如果这个市的市委书记孙楚寅,无权管司法——公检法,无权管媒体,他能够做到这样一手遮天,一手遮地吗?如果孙楚寅和没有了孙楚寅的孙楚寅不能决定干部的任免升降,决定老百姓的生杀予夺,襄樊市的官民人等面对记者会那么麻木冷漠不敢说话吗?被中共自诩的社会主义民主为什么不能做到这些呢?现在,由于孙楚寅已经落马,阻挡媒体积极介入的主要绊脚石被搬开,所以,我充分相信,襄樊市的上级湖北省,或者湖北省的上级中央,总会出来几位青天大老爷主持公道,查明孙楚寅的不白之冤,但是,如果襄樊市以后再出现高莺莺式的冤案,或者其它地方也出现高莺莺式冤案,是不是也是要等到孙楚寅王楚寅落马之后才有可能清查呢?

我们不期望中国的民主政治一蹴而就,一步到位,那么能不能先建立独立于党委的司法体系,建立独立于党委的新闻体系,使他们可以不受党委书记的挟制。其实,也就是大体达到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的水平。如果,这叫做社会主义民主,那么,我想一定会受到大多数人民的欢迎的。

大陆媒体已经毫不掩饰地认为,腐败,最终会导致亡党亡国。这未免有点杞人之忧。这样专制腐败的党,这样拒绝改革的党,如果亡了那是命数。至于“亡国”,其实是不用担心的。在今天的世界形势下,中国不会亡于美国,更不会亡于日本。要亡,是共产党的中国亡于中国人民,亡于一个真正民主的中国。

高莺莺的沉冤不难水落石出,亡党亡国的杞人之忧也未免过虑。我们只希望高莺莺们的沉冤和孙楚寅们的落马能够促使中共往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民主政治的路上迈出步伐。这与其说是为了人民,不如说是为了中共自己。确如《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所言:水能载舟,亦可覆舟。失信于民,亡党亡国。古今中外,无一例外。

(2006-7-7于山东大学附中)

──原载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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