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我决心做“妈妈”

《自由神的眼泪》是我的孩子,从产生写她的念头到该书完成,前后将近四十年。作为她的母亲,这四十年的人生历程走得相当艰难,怀着孩子跋涉,其中的艰辛就更加不言而喻。

四十年前的一个早上,五个男公安一个女公安到重庆和平路我家里,其中一个为首的用手枪对着我胸口大喊“不许动,举起手来,现在宣布逮捕你”时,我刚才还在做的“居里夫人”梦,顷刻间灰飞烟灭,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要把这写出来。”那时,我二十岁。高中毕业后,我想出国读书,他们以反革命叛国投敌罪,判我十三年徒刑。

想不到这个一闪而过的念头竟然如此顽固,她不声不响地跟随我走了几乎一生。

在监狱里,精神的极度禁锢和肉体的极度疲劳,使我完全没精力没心情去想起自己怀有孩子。

一次,有个女犯问我:“齐家贞,十三年刑期好长,你为什么不悲观?”我脱口而出:“这有什么?付出了代价,不会没有收穫。”意思是,坐了牢,就有坐牢的经历,就能写出坐牢的故事。

这种想法其实很愚蠢也很荒唐,监狱的残酷足以摧毁人生最美好的一切,没人会以十年青春的代价去换取坐牢的体历,为了写一本相关的书!

与其说这话很阿Q,不如说是孩子在提醒这年轻的女囚,妈妈呀,别忘记我。

狱中十年,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胎动”。

十年劳改出狱,我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没有理想没有梦,只有衣食住行活下去,几乎不记得有个孩子怀在我肚子里。直到读完一个年轻人从文革火堆里捡回家的《大卫。科波菲尔》,一位朋友把他女儿没来得及自我革命掉的《悲惨世界》借我看,我才发现,我的心灵多么荒漠,它需要清泉;我才想起,肚子里有个胎儿,胎儿正在轻轻呼唤,妈妈,我需要养料。

世界重新美丽,那是因为有伟大的雨果,那是因为有伟大的狄更斯……

我去夜校高中班读中文,近四十岁的女人和十几岁的孩子坐在一起,教室里只有我最忙;我到中学语文老师培训班听课,半年结业,我有长足的进步。

吃够了社会主义的苦,理该尝尝社会主义的甜。不久,这个四十四岁的前科反革命,费尽心机鉆进了电视大学《党政干部专修班》带薪读书。学中文的梦,因年龄超过三十五而破碎。

两年电视大学苦读,我肚子里养料多了一点,毕业论文试写了一篇文学评论,得了个“优”。我开心极了,那是一种母亲独有的开心。

孩子啊,你有望了。这个优,就是你的名额,就是你的出生证啊。

十年监狱,毁掉了我一生的前途;十年不幸的婚姻,毁掉我心灵神殿最后的一点私产——神圣的爱情。在痛苦与无望的忍受中,我想到过自杀。但是,我怎么能自杀,孩子还在我的肚子里,我哪有死的权利!

四十六岁,我出了国,求生存求立足求发展,还要从零开始学英文,生命度过了充满希望然而更加艰苦的又十年。

我曾经两次中风住院,心里很害怕,并非怕死神,而是怕孩子没有妈,没有妈,怎么能有她!

出院后,我的记忆力直线急下,三次走路去上班,三次忘记汽车停在车房里。我意识到,再不抓紧时间,有一天,我会把我的孩子全忘光。

九八年三月下旬,父亲在洛杉矶病故。他没来得及做他要做的事,他没来得及讲他要讲的话,满怀遗憾地离开了人世。自信“三十年里死不了”的父亲,说走就走,难道同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说不定我哪天又中风,一夜之间变成白痴,或者头晚睡下去一眠到底,彻底完蛋。

不行!我发誓,决不重蹈父亲的覆辙。

我向死神下跪,请求你动手要晚一点,让我把孩子生下。

我坐立不安烦燥难忍,一天到晚像有根针扎在心上。

当时,我和丈夫在做加油站和便利店生意,生意不好,雇不起人。我们向亲戚借了钱,用借的钱来付工资雇人上班。每天我获解放五小时,写作五小时,再接着去上班。

白天,我驼着背伏在矮茶几上书写,写累了,换个姿式,还累,干脆跪在地上。九个月后,初稿完成,我膝盖下面多了两个黑色的大茧疤。稿子的修改工作全在半夜里进行。睡几小时后,像充了电有了气力,我就起床改稿,改两三小时,再上床睡觉,第二天才有精神像疯婆子一样做事。

谢天谢地,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孩子终于呱呱坠地。二千年五月,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了《自由神的眼泪》。

二十岁“怀孕”,六十岁做母亲。

我从青春少女等到了白发苍苍,从初升的太阳等到了夕阳黄昏,我感慨万千,悲喜交集。

满含热泪,看着孩子踏着蹒跚的脚步向社会走去。孩子啊,孩子,你有四十年沉积的生命力,现在,你要勇敢地向前走到底。妈妈累了,妈妈老了,她不再有很多的精力照顾你,但是,她用她的眼睛和爱心,追随你,直到永远,永远。

(二)我怎样对待这本书的写作——真诚至高无上

真诚二字在此的意义有两层,第一层是整个故事包括细节的真实,第二层是作者用心的诚恳。

提笔写书之前,我有两个顾虑:第一是担心这本书写不好,使读者无兴趣读下去;第二个顾虑是我在监狱里很糟糕的狗熊表现,如何向读者交待。

我高中教室的黑板上方,贴有两排醒目的大字,“天才在于勤奋,聪明在于积累”,它说明后天的培养与努力对一个人潜能的发挥至关重要,这讲出了成功的真谛。对此,我牢记于心,一生不敢张狂不敢懈怠。

写作也是一样,能力高低,既有天赋的条件,更有后天的努力,天赋是火花,后天的努力是柴禾,没有柴禾,火花转瞬即逝。

有了这种从小就扎根于心的认识,加上十年劳改之后所具有的非同寻常的吃苦耐劳精神——我们劳改队员唯一值得炫耀的成绩——不计功利、不考虑回报,坚持拾柴禾,火,总会燃烧起来。

何况,生活里真实发生的故事比作家的想象不知要丰富多少倍,她更能打动人心。我相信,自己亲身体验的生活是独特的,只有我才能把自己要讲的话写出来。我必须旁无它顾,付出全部的努力学习写作,就能用真情拨动读者的心弦。

第二个顾虑,才是我的最大心病。

我说我是个狗熊,取决于我选择的参照系。首先,是我曾经期望自己怎样,而实际上的我又是怎样;再者,是我与监狱里的英雄们相比之后,我对自己的评价。

通过看电影和读小说,我从小就受英雄主义的鼓舞,暗暗起誓,将来长大了,一定要做个不怕死的英雄。

可是,当生活提供我一个做英雄的绝好机会时,我却是另外一种表现。

六个公安来家逮捕我,手枪对准我胸口,我赶快举起双手投降;提到“西庄”审讯,本想只交待自己决不出卖他人,嘴一张就竹筒倒豆子,抖了个完,把亲人好友个个推进火坑。

到了劳改队,齐家贞就彻里彻外是个驯服的好敌人了。在那里,狱吏们口口声声责骂我们是人民的敌人,自己也鹦鹉学舌重复“我成了人民的敌人”,可敌人在哪里?心里面一个也找不到,找不到敌人,朝着谁去当英雄?这,或许可以是我没当成英雄的托辞,但通观我监狱里的表现,哪有一点英雄的味道:在狱吏前我从来不敢说声“不”,他们让我说啥我就说啥,他们叫我干啥我就干啥,吹瞎了灯都不敢犟一下,这付窝囊相,只够资格当狗熊。

以上是我个人的纵向比较。再作横向比较,看看监狱里的英雄们。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里当英雄,比战场上当英雄不知要艰难多少倍,它靠的是八年十年整个一生对真理的坚守,是灵与肉被长久蹂躏的忍辱负重与不屈不饶,是明辩是非拒不受骗的智慧,是面对残暴的精神压力、加刑和枪毙的威胁所表现的大无畏精神。

男犯中队里,英雄为数不少,首推我的父亲。他在执行铁腕政策的监狱里,以闯过人生第三关“威武不能屈”作为精神支柱,不低头认罪,全监闻名。一队向宗芳,反毛泽东诗词之意填写了三十余首合诗,其中最深刻的一句,“挥动党棍八百万,搅得中国漆黑”,当所谓的向宗芳反革命集团案爆发后,他拒绝交代自杀身亡,以死表示了对权威的蔑视。还有贫下中农的儿子江开华,誓与专制集团斗争到底,数次加刑,最后枪毙……

他们是蓝天上大写的人。我齐家贞只能汗颜无地。

我的中队里也不乏女英雄。

家庭妇女熊兴珍宁愿当反革命死,坚决不向毛泽东的画像低头;牟光珍为她去台湾的丈夫守满“寒窑”(大陆)十八年,开始“反改造”,关进了小监房;残疾人刘伯祥坚持没有喝酒哪里有醉(罪),从不改口。这些弱女子付出她们的生命,完成了英雄的壮举。

三个人都在我的组里,我只敢在心里悄悄敬佩。

就连那些不识几个字,不一定看过宣扬英雄主义电影小说的少年犯,也比我英雄。她们十二三岁进了少管所,之前在社会上游荡数年所习染的江湖义气,在女犯中队也光芒四射。

有一对水汪汪大眼睛,胸部象两个馒头美丽地高高撑起的吴桂英,要她吐真情,要她检举人,铁杠都撬不开她的嘴。那是一种很特别的英雄气概。

廖汝秀,为了捍卫心中高贵的爱情,提着脚镣链子走进全监大会场,那种藐视法律权威的勇气,那副目空一切的傲慢神情,光彩照人,全场震惊。我齐家贞一辈子也别想有一次这种浩然正气的精彩表演。

本来,我齐家贞只有这点斤两,当不成英雄,只能暗地里羡墓别人,也就罢了。但我最感理亏心虚的是,做了今生自己最痛恨最不齿之事——检举人。我连小女孩吴桂英、廖汝秀都不如。

特别是我翻译了我们反革命小组欧文芳的信——一封错别字连天、语法完全不通、无人能看懂的信,被我看懂了,并且帮队长译了出来。我完全可以天衣无缝地搪塞队长,告诉她没办法我也看不懂,但我逞能,我要感谢队长,他们把信交给我翻译,那是对我的信任。

这封译出来的信,很可能就是欧文芳后来被加刑的主要事实根据。我是在作孽,一想至此,我就痛恨自己。

还有,队长们,包括监狱长夏钰钦都对我很好——当然是从上往下俯视的那种好,他们提前释放了我,同时枪毙了我们小组的熊兴珍——一个善良无比又极其无知的良家妇女。

这些事情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叫我怎样说的清!

印度已故总理尼赫鲁在狱中写成了《尼赫鲁自传》。他在前言中说,写自己是最困难的事情,讲自己好话时,读者听起来刺耳,讲自己坏话时,自己又感到痛心。这是真话。

不过,我想,如果你好话坏话有啥写啥,真诚地摊开自己的红心黑心灰心良心;如果你对“刺耳”、“痛心”不置一顾,写出真实的你自己,不就把“最困难的事”变得最不困难了吗?

是的,我齐家贞遗憾此生没当成英雄,有什么办法,那就写你这个狗熊吧。写一个真实的狗熊,比写一个虚假的英雄好一百倍一千倍。写一个真实的狗熊是怎样从狗洞里爬出来,在仰望英雄的光辉里看到自己狗熊的丑态。

一句话,齐家贞的历史是自己写就的,你无权篡改。

至于,有的读者会因此指责批评甚至遣责咒骂我,那不正好吗,我对自己不是极不满意甚为痛恨吗,假如这一切是真心的,为什么不允许别人也对我很不满意甚为痛恨呢?

这个决定一下,我就轻松自如、大笔流星地行笔走字了。

我从不担心自己会忘记家里的事,但是我深恐因岁月的流逝而忘记我的同犯(监内彼此称同犯)们。来澳后,我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卡片上,定期过目。有了名字,他们的故事就纲举目张,活活泼泼跟在后面走来了。在写作的过程中,有的人和事(比如男犯中队发生的),我弄不清楚,就情愿不提,有的事印象不深记忆模糊,就乾脆舍去。总之,地点时间人名事件细节力求准确。

定稿后,有人建议把几个犯人的故事综合到一个人身上(比如说综合到我身上),这样会更集中更有典型性。我觉得,我没有这种能力。更重要的是,我只愿意扮演我自己,那怕是个软体动物的我自己。《自由神的眼泪》这本书不是小说创作,她是讲一个家庭和一批人的真实命运,我用我的真诚写真实发生的故事。

真诚至高无上。

(三)一颗永不安宁的心

《自由神的眼泪》已经出版了,但是,一想到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劳改英雄们,一想到我离自己的英雄理想天差地别,我无法不责备痛恨自己,我的心永远不得安宁。

今天,我这只狗熊幸运地出了国,我唯一能做的事,是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记忆是一种前进的力量,它提醒我们不要倒退。恳请大家不要忘记这些受害人和已经逝去的故事,永远不要忘记。

在此,请让我利用这个机会,要求朋友们同我一起,向那些已经默默死去,活着,但已经疯掉了,活着,却发不出活人声音的我的同犯们致敬。

如果现在我还有梦,那就是有一天,我们能把这些无辜者的名字刻在石碑上,让正义的圣火在石碑前燃烧。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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