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要求政改

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早已完成其历史使命,“特”字已经不复存在。从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深圳推向全国,不得不说这是中国的一大进步。问题在于,经济的发展,自由市场经济的框架,与之相适应的必然是政治上的自由,必然是政治制度随之的变革。令人悲观的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几乎没有任何改变,胡温执政以来却感到正在倒退。

由于中共顽固坚持专制制度,经济上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矛盾的激化,这种激化程度实际上中共统治集团也承认,当权者企图在不触动专制制度和一党专政的前提下调节。无奈社会的发展规律并不听命于中共集团的想象,腐败的普遍化,权力的滥用,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和中共官员的“无法无天”,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民众自发的反抗,此起彼伏的“骚乱”、“群体事件”让当局头痛不已。共产党考虑问题不是从制度上入手,如何利用国家机器进行镇压成了“稳定”的唯一手段。

政治变革来源于民众反抗的“群体事件”频繁发生,规模越来越大。二○○五年中国公安部长周永康接受西方记者所说的话,证明了中国官方最为担心的社会问题正日趋严重。周永康对路透社记者说,中国上个月共发生了七点四万起群众性事件或示威游行和骚乱,而二○○四年一年才发生了五点八万起,十年前才只有一万起。二○○六年以来,有关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的新闻不断,尤其是农村,不是数千名农民同警察发生冲突,就是数百名抗议者遭到警方的血腥镇压。

中共党内有识之士的政治远见

中共党内并不缺乏有识之士政治智慧,对问题的认识和分析也能精辟入里,但他们不能影响最高当局的决策。比如前中共领袖赵紫阳,他就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鲍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赵紫阳为中国走出极权政治的束缚做出了开创性的努力:他主张形成由社会各界即各主体之间互相协商对话的局面;他坚持经济改革必须由政治改革配合;他提出了政治改革的方案;他坚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运;他在反腐败和一党制的矛盾之中质疑一党制。他与胡耀邦一起对中国突破极权主义的贡献,还有何人能出其右如果这种实质性、开拓性的贡献配不上”民主“一词,这个词究竟还蕴藏着什么深奥玄妙的意义?”(《赵紫阳的政治智慧》二○○六年《动向》杂志六月号)

中共元老任仲夷先生也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二○○四年第八期《炎黄春秋》发表《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文章,在赞扬邓小平经济上改革开放的同时说,邓在造就一个渐渐富裕起来、相对开放的社会同时,也留给了我们一个尚未能解决贫富悬殊问题与腐败蔓延的社会,“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改革的相对滞后”,现在是“市场经济,计划政治”。为此,他呼吁必须要过政治改革这一关。他认为这一关终得过,“现在不过,以后说不准更难过。”他说:“过政治改革这一关一定要有勇气、胆识,横下一条心,”杀出一条血路来“!”

二○○四年任仲夷接受《同舟共进》采访时,高度赞扬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伟业,但也指出邓小平未利用他崇高的威望,及时地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他同时还提出三权鼎立可从根本上遏制权力垄断,以解决目前盛行的腐败问题。

政改可以先从深圳开始

既然当年邓小平搞经济改革首先抓“试点”,在深圳建立“经济特区”,那么我认为政治改革也可以从深圳抓“试点”开始,建立“深圳政治特区”。香港行政特区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特区,深圳毗邻香港,两个城市的市民彼此来往频繁,香港的法治和自由一直在影响着深圳市民的心理,如果深圳进行政治制度改革,首先模仿香港的政治制度,这是一个简单而行之有效的途径,虽然香港不是完全的民主制度,但法治和自由制度完全可以学习,这就是独立的司法制度和新闻自由以及政党组织多元化。九七回归以来,香港市民梦寐以求的是彻底的民主化,每年七一香港市民都为争取普选和民主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相信不久的将来会实现其目标。

政治改革的循序渐进我是赞同的,但必须起步。深圳的第一步必须迈出,其他都好说。只要走出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全面的民主化,建立“三权鼎立”的民主政治制度。

建立深圳政治特区或许是一厢情愿,照目前看,中共当局一直在维持香港现状,拒绝公开普选时间表和路线图,如何能在深圳建立政治特区?不过,中共还存在变数。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和不断发展的社会反抗力量,或许可增加党内的变数,从而逼迫中共当局下决心进行政治改革。

二○○六年七月二日

(首发《动向》杂志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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