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是谁？这个名字已经被今天的大多数年轻人忘却了，它偶尔在一些论及胡适的文章中出现。丁文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但在描述这段历史的时候，他却被排斥在外；丁文江是北大当时少有的一位达到国际水准的杰出科学家，但在北大校史中，他却消失了，北大校园里仍然没有一尊他的塑像。丁文江是一位无法归类的先驱者：他是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但他又不仅仅是一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专家——他还是政府高官、大学教授、杂志编辑、政治评论家和企业家。丁文江大致可以归入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之中，但他又不是一名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在其思想资源中，传统的儒学观念、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性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各种成分，互相冲突、又互相融和。
丁文江于抗战全面爆发前夕的一九三六年英年早逝，他亲身参与了此前二十余年中国极度艰难的现代化进程，也目睹了传统社会崩解之后的战乱与动荡。遗憾的是，丁文江的救国理想最终未能实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愈演愈烈，他本人也逐渐从时代的中心淡出到边缘位置，正如美国学者费侠莉在《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他承担的知识分子义务以及他个人的社会偏爱，把他与一小部分缙绅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捆在一起，而这部分知识分子则始终远离于正在成为政治变革的真正动力的群众运动之外。”假如丁文江不是如此早便因病逝世，在此后的岁月里，在历史的岔道上，他会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这是一个绕有趣味的假设——丁文江是留在大陆，还是远赴台湾，甚至干脆到西方国家担任大学教授？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代替他回答此问题。丁文江本人的复杂性，其实也隐喻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如果处于西方基本定型的社会格局当中，丁文江本来可以成为一名比较单纯的专业人士。他在现代构造地质学以及采矿工程学、生物人类学、古生物学和制图学等领域的卓越贡献和筚路蓝缕的功绩，充分表明了中国人在科学方面的成就足以与西方同行相媲美。然而，现代中国民不聊生的混乱状态，让稍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均痛感“以中国之大，却放不下一张安稳的书桌”。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丁文江便部分地牺牲了自己的科学研究事业，自动地、深刻地介入到诸多政治、文化和企业管理活动之中。尽管科学在其心目中有着崇高价值，但科学亦只是他救国手段之一，当这种手段无法达致理想效果的时候，他立即转而寻求其他更为迅捷的渠道。
如果说陈独秀是一名激情彭湃的、登高一呼便应者云集的革命者，鲁迅是一位悲观的、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永远的批评者和置疑者，那么丁文江则是其同代人中最深切地与当权者合作的知识分子，这种合作的程度甚至高于其好友胡适。然而，就合作的结果而言，丁文江与胡适都是失败的参政者，他们的失败不仅是个人的失败，更是自由主义在政治实践中的失败，因而更具悲剧性。美国学者格里德尔在《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一书中分析了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的两难处境：“中国自由主义的悖谬和自由主义者的困境——如何把少数人的价值转换成大众的期待；如何为社会行为保证提供机会和保护，这种社会行为需要上述价值的认可，同时又反过来要证明这些价值本身的正确。”丁文江和胡适都无法解决这样的悖论。他们根本无法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和拥戴，以时代之主潮来衡量，他们的政治活动大都属于“政治不正确”。比如，丁文江试图影响和改变军阀的作为，一度出任孙传芳政权的淞沪商埠总办一职，也倾向于支持国民政府在华北的绥靖政策——这些举动让其清誉颇受损伤。在此意义上而言，丁文江没有活到令自由派知识分子深感绝望的四十年代，也许反而是一件好事。几次短暂的从政经历，已让其筋疲力尽，丁文江根本不可能在政治的“鳄鱼潭”中游刃有余，他的同伴们也都一样——胡适和翁文灏虽然比他长寿，各处海峡两岸，均郁郁而终。格里德尔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真相：“自由主义者，这个发展中的现代和都市文化的全球性产物，无法进入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资源。他们只能在很容易受到压抑和漠视的学术和专业学会中，自己团结起来。中国的政治没有给他们提供天然的位置，他们自己从原则和性格上，都不具备组织化的军事能力，以使自己从请愿者变成权力掮客。他们是这样一代人，穿越了无望的沙漠，四十年代末又到达了绝望的荒原。”
在以《独立评论》为言论平台和联系纽带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精英群体当中，丁文江是一位最不像自由主义者的自由主义者。费侠莉在这本独一无二的丁文江传记中，除了介绍丁氏的家世、留学生涯、作为地质学家的“长期漂泊的史诗”以及参与创办《努力》和《独立评论》等经历之外，还细致地分析了其思想方式的来龙去脉及其自相矛盾处。丁文江服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特别适合于一个由孔儒思想抚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作借鉴”。费侠莉的这一判断相当准确，正是由于传统文化潜在的、巨大的影响，使得丁文江在接受西方文化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以之为标尺。丁文江长期留学英伦，但他观察和体验到的，却是戴着儒家文化之“有色眼镜”看到的英国社会，这乃是“丁文江的英国”，而离英国社会的本质甚远：“丁文江看到的英国社会乃是一个层次分明的精英主导的社会，他很容易接受赫胥黎、高尔顿赫皮尔逊等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科学家的论著中所提出的某些社会设想——不管民众的参政程度如何，智力上的和实际上的领导权，总是掌握在社会进化过程中分化出来的上层阶级手中。”这种“专家治国”式的理解，显然符合孔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
由此可见，丁文江的自由主义思想远远没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那么纯粹，在掺杂了科学主义、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等因素之后，其思想反倒更能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完成某种形式的对接。丁文江比较倾向于费边主义，而在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代表着英国民主思想的一股逆流，“这股逆流不是把注意力放到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个人身上，而是放到各种形式的国家机构上，由这些国家组织机构来暴政受到个人竞争威胁的平等性”。在西方思想家之中，丁氏偏爱拉斯基和威尔斯等费边主义者，特别是他们的主张符合他对民主程序的怀疑时，符合他一贯主张的由国家安排的、以政府为主的社会工程时，他更是大力鼓吹之。具体到国内国际政治方面，虽然他对中共的看法并不佳，却对苏联的体制不乏理解和赞赏。以丁文江的性情和学术训练，当然不会贸然支持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和实践，但他一直对威权政府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尤其是在对大部分同胞的蒙昧和冷漠状态感到痛惜的时候。这也是他为何对孙传芳和蒋介石等政治强人相当的认同度。
丁文江曾经梦想在中国出现一个所谓的“好人政府”，它便是中国的桃花源与西方的乌托邦的综合体。然而，残酷的现实如同惊涛骇浪，将此理想撞击得粉碎。进入三十年代之后，民族国家的建构迟迟未能完成，而外敌的入侵已然迫在眉睫。在此严峻的背景侠，在英美模式和法俄模式的比较中，他似乎略微有点向后者摇摆。苏联政权施行中央掌控的计划经济，至少在表面上比较尊重科学和科学家。在访问苏联的时候，丁文江发现其苏联同行在自己的国家里成功地推动着科学研究的迅速发展。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切身访问苏联的知识分子，丁氏认为，苏联政权所进行的实验，差不多满足了中国的两大根本需要：建立与国民愿望一致的中央政府，并且提供一种技术进步的方法。他没有看到分布在苏联广袤的土地上的不计其数的“古拉格群岛”，也未能洞察高压之下民众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缺失。此即丁氏之最大局限所在。对此，费莉侠一针见血地指出：“丁文江根本不了解英美自由主义者的这种怀疑：国家的权力不可避免地倾向于威胁个人的权利和价值观念。在传统的中国，成功地行使国家权力被认为斯由于统治者同科学的基本原则保持和谐一致。在丁文江心目中，当时的极权政府是会成功的，只要领导人学会尊重由科学研究所规定的行动原则。只要这种原则能够知道具有理性的（或好的）人对行动作出选择，那么作出选择的行动本身似乎就退居次要位置了。这样以来，自由主义——尊重不同政见的个人，以及依靠大多数人的意见一致——至少就成为不切题的了，并且有沦为相对论的危险。”丁文江的密友胡适在五十年代的台湾，仍然为丁氏的此一偏差而深感遗憾。当然，他们两人都未能看到苏联的崩溃，即便是胡适去世的六十年代，苏联依然处于一种蒸蒸日上的状态。胡适却始终保持着乐观的估计，他相信个人自由终将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便是胡适与丁文江最大的差异所在。
丁文江未能成为“中国的赫胥黎”，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夺去了他年仅四十九岁的生命。在此之前，他是同龄人中身体最为健康、精力最为充沛的人。丁文江的逝世具有某种戏剧性，仿佛一首戛然而止的乐章。丁文江之死，以某种阴郁的色彩暗示着这样的结局：“这种科学气质，由具有孔儒缙绅背景的人用来对付社会改组和争夺国家权力的政治变革，则完全证明是不可能发生什么作用的。”
——二零零六年七月十八日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