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炼:诗意孤独的反抗

Share on Google+

——我所谓“独立中文写作”

语言和现实常常彼此成为预言。一九八八年,我和一些写诗的朋友在北京成立了“幸存者”诗人俱乐部。选择这个名称的理由,首先在语言层次上:自七十年代末民主墙以来,一些当年“地下”写作的朋友渐渐走到了“地上”,随着出版、出名、出国,逐步放弃了直面现实的严肃写作态度,作品越来越软化和油滑,以至沦为可有可无的文字游戏。这也是一种死亡,精神的死亡。与此相对,“幸存者”就是这个厄运的反抗者。我们的自觉,一言以蔽之,就是坚持由“深”而“新”——由人的思想独立,激发作品鲜明的创造性。但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幸存者”竟预言了一个这么可怕的现实。死亡紧紧追赶这个词,血淋淋地证实了它。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之后,谁还敢说自己不是幸存者呢?我们甚至远不止幸存于天安门的枪口,那一刻仿佛一道裂隙,突然撕开了油污的时间,让我们看清了所有年代里的无数死者。那些日子,当全世界为天安门的血震惊和哭泣,我却震惊于人们的震惊、更为遍地哭声而哭泣。我哭我们忘却的能力,倘若天安门成了我们见证的第一次死亡,那在此之前包括反右文革等等的一次次毁灭哪儿去了呢?我们为之哭喊控诉过的数千万死者哪儿去呢?连我们这次流泪,是否也其实与记忆无关,仅仅意味着冲洗和背弃,洗净了,腾空了,好为下一场屠杀再哭再震惊?对中国人来说,死亡数字的庞大,其实远不如死亡的空虚更触目。这是为什么,我的《一九八九年》一诗,结束于“这无非是普普通通的一年”。普通,普遍,因为死亡的处境不会过去。这根语言——现实——语言的链条上,天安门是一个坐标,确定了所有中文文学作品的位置:“幸存者的写作”。

与死者相比,幸存者毋宁说承担着更大的厄运。死者只面对死亡的一刹那,天安门前的年轻鬼魂们,怀抱着信念和理想,或许相信自己头上英雄主义的光环。他们不知道,同样是一九八九年,从天安门开始的民主运动连锁反应,导致了东欧、苏联一系列共产党国家的垮台。历史在我们眼前清清楚楚地背道而驰,东欧苏联作家“回家”之日,恰是中国大陆作家开始流亡之时。他们同样不知道,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迅速蜕变为“金钱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的中国,一个老百姓准确评价为“最坏的社会主义加最坏的资本主义”的中国。他们甚至不可能想象,中共的权利和金钱也能走出国门,实行全球“专政”。在今天,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开明媒体、维权律师们的恶性镇压和西方大公司的见利忘义“相映生辉”。他们真该慨叹啊,当这个世界上唯一流通着自私、冷漠和玩世不恭的“硬通货”,他们真是白死了。才十几年,他们已被投入了五光十色的“中国神话”里那个讳莫如深的遗忘的黑洞。

继续阅读

阅读次数:2,722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