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纯粹偶然的原因,听了一对再婚夫妇的倾诉。他们向我诉说了反复回村里为三岁的儿子上户口的种种艰难曲折。自儿子来到这个世上开始,他们就不断地给村书记主任和妇女主任送礼,每个人每次都是几百上千,可都没用。村妇女主任多次到他们在东莞的店里作客,每次他们都是肉酒肉饭招待,有次临走时,她居然对着他们家大门,双手合十说:“祝愿你家死儿子!”然而也是这个妇女主任,曾为他们开过一个假出生证,为此收了他们1000元钱,又向他们借了6000元,三年后还只还1000,还有5000,赖帐不还。他们说,这次回村才好不容易有些眉目,原因是上面政策变了,派出所这次不要计生证明,答应尽快把户口的事办好。之所以会发生这个变化,原因是湖北计生委(原话如此,应该是卫计委)与公安在打官司。两个政府部门之间为什么会打官司,他们说不清。我估计可能与这次户籍制度改革有关,公安不再把给孩子办户口与计划生育证明绑在一起,卫计委对新生儿拦路抢劫的恶政一旦失去公安支持,就自动失效,这无异于摔了计划生育干部的金饭碗。

他们诉说中有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据这对夫妇讲,村妇女主任在得知公安不认她开出的“违法生育”证明后,说:“我巴不得习近平死,薄熙来有什么错?”

且不说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本就是肆意侵犯人权的罪恶行为,即使认可其对减小人口压力具有一定作用,也只是个权宜之计。它只是断定,现阶段中国人口太多,需要以节制生育来减少人口,但节制并非需要一直节下去,等人口总量降到某个合适的水准,计划生育就当停止。与计划生育相比,可持续发展才是需要长期坚持的,才是原则。由于执政者的愚昧,计生居然被与可持续发展这种长期原则并举为所谓的“两个基本国策”,未经公共辩论,凭中共中央和所谓专家的意见,就被强加在亿万国民头上。

1990年前后是计划生育的巅峰时期,除少数民族外,中共拿出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强力手段,在全国强制推行“城市一孩,农村两孩”的暴政,为达到中国人没有一对男女能避免被强制实施的节育,当局采取种种极端措施,一是把生育率与官职考核捆绑在一起,实行所谓的“计生一票否决”,生育率高低被视为与所有各级党政一把手职务地位直接相关的“硬指标”;二是计生干部有权入户捉人抓人绑人,有权没收财产,有权铲倒反抗者的房屋,妇女们为逃避反抗节育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无效,即使以命相胁都没用,最极端的超越法西斯的标语口号是“喝药不夺瓶,上吊不拉绳”;三是计划生育被与公职和户口等等捆绑在一起,一旦计划外生育,不仅自身将失去公职,而且生出来的孩子也是黑人,没有户口。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户籍管理从一个人呱呱坠地开始,直到进入火葬场为止,与每个人的生命相始终。没有户口,意味着从出生起就是被歧视的对象:读幼儿园,被拒绝,非读不可,得花大价钱;进小学,仍然是被拒收,仍然是得额外花大钱;长大了,没有身份证,没有责任田,不能参加高考……没有户口,几乎寸步难行,处处饱受歧视,事事都得额外花钱,时时低人一等。

与这种强制性相配套的还有巨额罚款和收费,每超生一个孩子罚款数千,前些时曝出张艺谋因超生被罚数百万就是例证。卫计委收取的巨额罚款和收费,美其名曰缴给了财政,实际上为鼓励收费和罚款的积极性,至少有一半又由财政返还给了卫计委,最后不是被卫计委领导用于吃喝嫖赌,就是以奖金福利等名义被卫计委内部的干部职工瓜分掉了。

作为计划生育的组织保障,计生专干(在其他党政机关是计生兼职干部)是打村委会起的镇、县、市、省、中央都必须配备的公务职位,每个乡镇通常有四个左右的专职计生干部,每个县有二百左右的计生工作人员。全国也许有20万或更多的公务员靠结扎、堕胎、卖药、罚款、收费为生。计划生育事实上就是这些公务员及其领导的“封地”,他们工资的一部分由财政保障,还有一部分则属于自筹,再加上奖金和各种福利,也许还包括领导的烟酒饭、嫖资赌资和存折,全都依靠所谓的计划生育政策,一旦没有了计划生育政策,或这个政策不那么管用了,民众不买帐了,不提着好烟好酒登门求告了,他们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计生官员能不跟你急?能不反对户籍制度改革?

共产党执政六十余年来,旨在压迫剥削人民的暴政、虐政、恶政绝不仅仅只是计划生育和户籍制度,还有更加隐蔽和严重的,如干部考核提拔任命,各种审批,国土卖地,城管,强拆,环保收钱,银行扩大存贷价差,汽油电力自来水涨价,电信电视报刊杂志的有偿新闻和强制订阅,矿产坐地收银子,种子农药兽医垄断,医疗高额收费,社保低保从基金中刮油,高速公路旅游景区拦路设卡抢劫……举不胜举,暴政、虐政、恶政几乎遍地都是,问题堆积如山。

2014年8月21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8期 2014年8月22日—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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