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谁在远行的背囊中还会放一本卡夫卡。坦率讲我没有，倒不是对卡夫卡不敬，而是像多数人一样觉得早就对他了然于胸，再不需要重读。其实，作家若被神化了，那就像天空的星宿一样不再对我们有实际的意义。惟有他仍然令人不安，如幽灵萦绕鬼魅徘徊，才证明是尚未过时。村上春树替他小说的主人公取名乌鸦，书名是《海边的卡夫卡》，而“卡夫卡”在捷克语中就是乌鸦。最近看本·金斯利和佩娜洛普演的电影《挽歌》，前者演教授，后者演学生。一场忘年情欲，佩娜洛普向镜头奉献了她的乳房，金斯利痴迷而不能自拔；《挽歌》改编自菲利普·罗斯的小说《垂死的肉身》，但早在多年前作者的小说《乳房》中该教授就曾出现，他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乳房。往理论的方向看，在本雅明和德勒兹那儿，卡夫卡始终是他们重要研究对像。本雅明认为卡夫卡不仅仅是寓言，更具有神学上的意义，虽然卡夫卡“对最终的失败深信不疑”。同是思想左倾，本雅明和布莱希特对卡夫卡的评价大相径庭。至于德勒兹，更是从对卡夫卡的研究发展出了他“小的文学”的概念（Minor Literature，直译“小的文学”并不妥贴，有人认为“次文学”更合适）。当然，我有兴趣的还是卡夫卡如何在文学作品中的影响或延续，比如在库切的《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和保罗·奥斯特的《布鲁克林的荒唐事》中。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主人公即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她其实就是作者化身，女版库切，收在书中署名科斯特洛的论文早些年都曾在库切的名下单独发表过。在小说中，女作家前往美国领取一个文学奖，然后作演讲。演讲开头，她开门见山地提出：“何为现实主义？”随即，女作家便援引了弗朗兹·卡夫卡小说，她将演讲的情景同卡夫卡笔下的猿猴向科学院作报告作比较。但在她看来，那只猿猴不可能代表真正的猿猴，它只是把自己设想成人们想像中的猿猴。所以，科斯特洛的结论是：“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我们能说出自己是何许人。而现在，我们只是在表演自己的角色。连底线都没有了。”演讲很短，在库切的书中只占了两页多，在书中产生的是“犹豫”的掌声。
（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