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后的逃亡

值此“六四”2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我在这里简述我们“六四”后逃亡的经历、我在海外流亡的情况、及与《六四日记》相关的逐步探寻和认识八九学运真相的过程。逃亡经历有的地方至今还得模糊处理。

我和柴玲6月7日晚到达武汉大学。从离开北大到北京火车站的经历,这里不能细讲,因为涉及到一些人。路上,我骑车带着柴玲,一边骑一边睡,结果栽倒。穿过长安街时很惊险,军队控制着路面,民众要穿越需冒很大的危险。火车票是随机买的。我当时的安全策略是:切断一切亲友的联络,沿途不留任何痕迹,随机上到任何交通工具,再随机下车随机换乘,这样,就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当局自然无从猜出我们在哪儿。结果正好买了两张去广州的票。火车开到武汉长江大桥前,因学生卧路,就走不动了。车上,我们认识了一位台湾商人,他似乎黑白两道都通,愿意帮我们,并约11日中午在广州白云山宾馆见。火车在长江大桥前堵了很久,我担心出问题,便与柴玲下车,换公共汽车去了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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