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后的逃亡
值此“六四”2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我在这里简述我们“六四”后逃亡的经历、我在海外流亡的情况、及与《六四日记》相关的逐步探寻和认识八九学运真相的过程。逃亡经历有的地方至今还得模糊处理。
我和柴玲6月7日晚到达武汉大学。从离开北大到北京火车站的经历，这里不能细讲，因为涉及到一些人。路上，我骑车带着柴玲，一边骑一边睡，结果栽倒。穿过长安街时很惊险，军队控制着路面，民众要穿越需冒很大的危险。火车票是随机买的。我当时的安全策略是：切断一切亲友的联络，沿途不留任何痕迹，随机上到任何交通工具，再随机下车随机换乘，这样，就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当局自然无从猜出我们在哪儿。结果正好买了两张去广州的票。火车开到武汉长江大桥前，因学生卧路，就走不动了。车上，我们认识了一位台湾商人，他似乎黑白两道都通，愿意帮我们，并约11日中午在广州白云山宾馆见。火车在长江大桥前堵了很久，我担心出问题，便与柴玲下车，换公共汽车去了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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