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班牙内战是因为社会革命引发的，交战双方又分别得到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帮助。在这个大背景下，它就带上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成了天使与恶魔的战斗。西班牙内战双方都在国外做宣传，力证自己是天使而对方是恶魔。
西班牙内战是一场非常独特的战争。二十世纪有过更残酷的战争，也有过更重要的战争，但却很少有哪场战争在文化界引了起如此大的狂热。西方知识阶层普遍把西班牙内战当成一次左与右、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战斗，就如同中世纪的信仰之战。许多知识分子也真的拿起武器，前往一个陌生的国家，参加一场跟他们并无直接关系的血腥战争，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他们的殉道之旅，就是他们的十字军圣战。而要理解这种激情与狂热，就首先要理解三十年代知识界的精神状态。
三十年代的天使与魔鬼
欧洲知识分子在十九世纪是相当自鸣得意的。他们相信文明，相信进步，而且大致来说，也相信宪政民主的力量。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他们当头一棒。这场大战在欧洲知识阶层引起了一场严重精神危机。战争导致了很多人死亡，让人悲痛，但这还不是关键所在。二战的物质破坏更为严重，但它毕竟是一场有结果、有意义的战争。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无法理喻的战争。除了摧毁文明世界的根基以外，它毫无意义。欧洲的知识分子对文明丧失了信心。以往他们相信上帝，等他们不相信上帝的时候，他们相信进步。现在他们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进步。二十年代的知识界弥漫这一种无力感，就像大病初愈的病人一样。他们是迷惘的一代。
在三十年代，迷惘的一代迅速变成了极端的一代。这跟经济大萧条导致的社会崩溃有关。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繁荣的年代，对市场经济颇有信心，所以很难理解那时人们的绝望。在三十年代，大家普遍觉得市场经济那套行不通，必须得让国家把经济接管过来。民主宪政也成了一条落水狗。1920年的时候，全世界有35个立宪政体，到了1938年，只剩下了17个，减少了一半。人们普遍流行一种感觉，就是宪政民主解决不了问题，市场经济解决不问题，我们必须另找出路。
颓废的知识分子也没有闲暇颓废了，他们一下子变得亢奋而狂热。他们开始寻找一种能够拯救世界的东西：一面旗帜，一种信仰，一个承诺。自由主义者给不出立竿见影的药方，但是斯大林和希特勒可以。西方的知识界迅速地分裂为左翼和右翼。而在英美法这样的民主国家，左翼知识分子占压倒性的多数。英国作家奥威尔回忆说：“在1934年或者1935年，如果作家不左倾的话，会被认为是个怪物。”那一代知识分子几乎集体迷恋上了苏联，要是你说苏联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他们会觉得你造谣。要是你说的实在有根有据，他们会解释说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儿，然后追问你为什么心眼这么脏，非要纠缠于这些事情。法国作家纪德就是写了一本《访苏归来》，对苏联说了一些坏话，虽然说得颇有节制，甚至有点“为党提意见”的意思，但是也不行。他被作家同行们围攻声讨，弄得处境极其尴尬。三十年代的知识界就活在这样一个气氛中，完全被意识形态所支配。
西班牙内战是因为社会革命引发的，交战双方又分别得到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帮助。在这个大背景下，它就带上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成了天使与恶魔的战斗。西班牙内战双方都在国外做宣传，力证自己是天使而对方是恶魔。但是西欧普遍左倾，佛朗哥当然宣传不过共和军。再说，共和军提出的口号也确实更激动人心，再加上它本来就是民选出来的合法政府，占据法理优势，所以共和军的宣传大获全胜，就连非左翼的人士也往往倾向于同情共和军。以坚决反共的丘吉尔为例，一开始他觉得共和军比佛朗哥还坏，共和军挑起红色恐怖而佛朗哥只是“野蛮报复”，但是后来他变得更倾向于共和军，甚至以私人身份向共和军的部长提政治建议。
佛朗哥在知识界也有一些支持者，比如著名作家伊夫林.沃，诗人克罗岱尔，作家贝洛克等等，其中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魔戒》作者托尔金。这些人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虔诚地信奉天主教。共和军在西班牙没收教会财产，关闭修道院，杀死了超过4000名教士和修女。托尔金这些人未必对佛朗哥有多大好感，但是他们被共和军的这种行为深深激怒了，所以他们坚定地站到佛朗哥一边。在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民也普遍憎恨共和军。爱尔兰甚至还有一支几百人志愿军前往西班牙，支持佛朗哥。
不过，跟共和军的支持者比起来，这些人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几万名志愿者从世界各地赶来参战。英法等国都禁止本国公民参战，威胁要逮捕他们，但是依旧无法阻止志愿者。民间普遍把这些人当成英雄，志愿者坐火车穿越法国-西班牙边界的时候，海关官员不仅不逮捕他们，还对着火车欢呼：“西班牙万岁!”
这些志愿者都是些什么人?他们职业分布五花八门，既有码头工人和教师，也有杂技演员和犹太拉比。这些人大多热爱阅读，喜欢思考。记者们就注意到，这些国际战士不得不减轻行李的时候，丢弃了许多随身携带的书籍，有康德，黑格尔的书，也有马克思和尼采的书。他们非常勇敢狂热，在战争中阵亡率高的惊人，比如美国志愿者的死亡率有三分之一，英国志愿者的死亡率也有近四分之一，如果加上负伤者，那比例就更高了。
前往西班牙支持共和军的不仅仅有这些普通人，还有很多文艺界的精英，甚至是顶级的精英，比如英国作家奥威尔就到巴塞罗那参战。英国诗人奥登跑到西班牙去开救护车。法国著名作家马尔罗则组织募捐，为西班牙共和军购买了几十架飞机，组成了“马尔罗飞行队”。可惜马尔罗本人不会驾驶飞机，所以只能穿上飞行夹克跟飞机合影，希望读者误以为他英勇参加了空战。还有很多文艺精英作为记者来到第一线，比如海明威、帕索斯、卡帕、《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絮佩里等等。他们都是怀着远大的理想前来，希望向全世界证明西班牙共和军的光荣和伟大。
但是问题在于，共和军并不仅仅有光荣和伟大，它也有血腥残酷的一面，更有彼此残杀的一面。知识分子要如何对待这些黑暗之物?这些左翼知识精英在立场和事实、理想和良心之间要如何取舍?
你是站在我们一边，还是站在敌人一边?
对于海明威来说，一切都很简单。西班牙内战是自由战士和法西斯匪徒之间的战斗，你要是说共和军的坏话，那你就是支持法西斯匪徒，你就是个坏蛋。
海明威是个怪人。他确实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他骨子里主要是个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他在政治上显得非常激进，但是你很难说他的激进是认真思考后的结果。他更像是在追求一种浪漫化的硬汉效果：炮火纷飞中一个勇敢的男人直面死亡，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参战经历，对他似乎有一种深刻的影响。他虽然写出了《永别了武器》这样的反战小说，但是他其实对战争是一种迷恋的。他热爱斗牛，热爱暴力，热爱一切看上去和战争有点相像的东西。海明威对生命缺乏尊重，对是非对错其实也没有什么兴趣。他曾粗暴地说：反对苏联阵营的，“不是傻瓜就是无赖”。一个如此发言的知识分子，几乎可以肯定，他对立场的兴趣远远大于对具体是非的兴趣。
海明威确实很勇敢。在西班牙内战中，他曾经遇到过相当危险的场景，却表现地非常镇静。但是他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呆在马德里的酒店里，和各种各样的人物(包括苏联派来的政治委员)一起猛灌威士忌。他有专业记者的素养，很仔细的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为自己的作品搜集素材。在马德里发生的一些可怕事情，海明威肯定知道，但是他保持了沉默。他不光是当时保持了沉默，而且终其一生都保持了沉默。为什么呢?也许是他觉得说出这些黑暗之物对左翼大业不利。但更有可能的是，海明威觉得这些黑暗之物一点也不重要，甚至是理所当然。
但是帕索斯不这么认为。帕索斯是位著名作家，写过《美国三部曲》，还上了时代周刊，在当时名气比海明威可能还要大一些。他和海明威是老朋友，连他的妻子都是通过海明威才认识的。帕索斯也是个左翼知识分子，全面支持西班牙共和军，万里迢迢地跑来，要拍一部纪录片《西班牙土地》，为共和军做宣传。可是电影还没拍呢，就出事了。帕索斯有个叫罗布雷斯的好友。他是一位西班牙籍教授，同时也是支持共和军的左翼人士。帕索斯打算让罗布雷斯当他的翻译兼联络人，谁知道他刚到西班牙，就发现罗布雷斯失踪了。
罗布雷斯是被捉走了。当时西班牙共和军正搞肃反，罗布雷斯就落网了，不久就被当成法西斯间谍处决了。处决是秘密的，帕索斯只知道朋友失踪了。他一边安抚老朋友的妻儿，一边到处找人，想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没人搭理他。海明威跟他住在一个酒店，看他那副沮丧样子，冷言冷语地说：“你的教授朋友失踪了，看开点，很平常的事儿。”在海明威看来，帕索斯真是莫名其妙。伟大的战争正如火如荼，帕索斯居然为损失个把朋友而伤心!要是帕斯被捉去枪毙了，海明威就绝不会当回事。[page]
帕索斯忧心忡忡地问海明威：“我心底一直藏着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公民自由在战争中被毁灭了，那么人们为了自由而打一场战争还有什么意义呢?”海明威的回答是：“公民自由，狗屎。你是站在我们一边，还是站在敌人一边?”
帕索斯理想破灭，离开了西班牙，海明威认为他懦弱，对他充满了鄙视。后来帕索斯在文章里写出了他对战争的感受，海明威读后勃然大怒，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我知道你为什么写这种反动肮脏的东西，“是为了钱。”他断定帕索斯被反动势力收买了。后来他们在一个火车站碰到了，海明威上去要揍帕索斯，被人拉开了。两个人彻底决裂了。
海明威留在西班牙，写了许多文章。后来他还写出了《丧钟为谁而鸣》和《第五纵队》两本书。《第五纵队》来源于一个广泛流传的说法，就是人民阵线内部有一个内奸部队。事实上，这个说法完全是子虚乌有。历史学家已经证明了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第五纵队。可是几千人为这个谣言丧生。不过那又怎样?红光闪闪的《第五纵队》一直到现在还是文学经典，被广泛阅读。
必要的谋杀
奥威尔的经历更糟糕。他是个热血的左翼作家，为了筹措去西班牙的旅费，把家里的银餐具都典当掉了。但是他虽然一腔左派热血，但是对政治局势相当模糊。他想要在英国找个左翼组织给他开个介绍信。但是找谁开呢?奥威尔凭直觉先去找的英国共产党，可是人家不肯给他开。他就拐弯抹角联系上了西班牙的马统工党，简称POUM。POUM是一个比较小的党派，也是西班牙人民阵线的一部分，当时控制了巴塞罗那地区。在奥威尔看来，在这场内战里天下左派是一家，共产党也好，POUM也好，有什么差别呢?其实差别大了。就在奥威尔开介绍信的时候，斯大林已经下了密令，要求彻底铲除掉POUM。西班牙共产党表示坚决执行。
奥威尔直奔巴塞罗那。巴塞罗那的革命形势让他精神大振。那里几乎所有的私人企业都被没收了，咖啡馆里的侍者跟顾客互相用同志相称，大家都穿着同样的制服，所有的街道都涂满了革命标语。奥威尔一下子就被迷住了。其实这些场景跟奥威尔在《1984》里描写过的大洋国很像，但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终其一生，奥威尔都在怀念当时的巴塞罗那，认为那才是真正美好的革命。他在战壕里呆了好几个月，勇敢地像个疯子，最后咽喉中弹，被送进了医院。
就在他住院的时候，POUM覆灭了。它的领袖安德烈.宁被逮捕，严刑拷打后处死。马统工党的40名执行委员几乎全部被捕，监狱里的政治犯已经高达数千人。奥威尔正巧住院，大家把他给忘了，否则他一定也难逃罗网。
奥威尔对外界情况一无所知。他的妻子当时也在巴塞罗那，他出院后去找妻子，妻子一脸微笑，用手勾着他脖子，在他耳边小声说：“快走。”奥威尔像野兽一样东躲西藏，住在废弃的洞穴里呆了三天。后来他们夫妻觉得风头已过，大着胆子去监狱探访朋友，哪里的情景让奥威尔大吃一惊。监狱里居然关着小孩子，明显不到12岁。还有两个被截肢的伤员，被逮捕的时候连拐杖都没带，只能在监狱里一蹦一跳。奥威尔从没见到过这么残酷的景象。
奥威尔获得英国领事馆的帮助，逃出了西班牙。从此以后，奥威尔的政治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还是一个坚定的左派，但是极其地厌恶斯大林，厌恶苏联，厌恶一切极权政治。他决心要把自己看到的真相说出来。
可是没有人要听。英国的左派不愿意听奥威尔的大喊大叫。他们几乎都像海明威一样，认定最重要的是立场，“你是站在我们一边，还是站在敌人一边?”如果你站在我们一边，你就不能说人民阵线的坏话。就算你说的是真相，那也是应该被隐藏的真相。奥威尔写了一篇《目睹巴塞罗那》，杂志不肯登，因为“它立场不正确”，奥威尔又写了一篇《西班牙战场》的书评，杂志还是不肯登，因为“它的立场还是不正确”。奥威尔写了一本揭露真相的书《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费好大力气出版后只卖掉了几百本。
奥威尔第一次发现了人们其实不关心真相，如果立场要求他们承认二加二等于五，那他们就会说二加二等于五。这个发现让奥威尔极度惊骇，也成了他以后作品的一个最核心主题。在他愤怒的时候，诗人奥登撞到了他的枪口上。奥登从西班牙回来以后，写了一篇著名的诗歌《西班牙》，里面有这么一段：
今天，是死亡几率的有意增加
是对必要的谋杀中的罪犯心存宽恕
今天，是短命的传单和在无聊的会议上
行使权力。
奥登的意思是说，“今天”虽然有种种迫不得已的烂污事儿，比如“必要的谋杀”，但是这些事儿能换来美好的明天，所以也是值得的。奥威尔却被激怒了：“只有根本不懂什么叫谋杀的人，才会写出这么个词儿。对我来说，谋杀是应当避免的。每个普通人也是这么想的。”那么为什么奥登不这么想呢?奥威尔的答案很简单：因为那发生在其他地方，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所以，”奥登先生的这种无道德感才能产生。”奥威尔评论说：“一群甚至不知道火是热的人在玩火。”
奥威尔说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当时英美知识分子并不真正理解极权主义。他们满眼只看到了自身社会的种种不好，但是却不真正明白大清洗是什么、洗脑是什么、政治谋杀又是什么。就像奥威尔在一篇文章里说的那样：对于英国人来说，想象这些事情是很困难的，所以他们不知道害怕。奥登从来不担心自己在英国会秘密失踪，从不担心自己会在午夜被捉走送进集中营，所以他对这些事就不是很生气，他生气的是英国统治阶级的虚伪和可恶。如果真有一天，奥登他们求仁得仁，落到了苏联同行的处境，那他们肯定会先是惊骇不已，然后就只能低头顺从。
大家读到这里，也许会认为在立场和真相之间，奥威尔选择了真相。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真的说出真相了么?他真的认为“谋杀就是谋杀”了么?
没有。奥威尔同样用立场遮蔽了真相。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他把POUM统治下的巴塞罗那描写成一片正义和光明，“我看到了精彩的景象，最终真正信仰了社会主义，而我以前从未这样。”事实上，POUM是一个带有强烈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政党，他们的行为极端残暴。他们没收财产，处死阶级敌人，屠杀修士，其激烈之处甚至超过了马德里的人民阵线。斯大林镇压POUM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觉得他们太过火了。斯大林认为要打赢战争就要团结一些中间力量，但是POUM坚持认为对敌人决不能手软。奥威尔坚定地站在POUM一边。也就是说，奥威尔认为斯大林不够革命，没有在西班牙马上推行集体化，没有消灭资产阶级，没有消灭收入差距!我们可以为奥威尔做辩解，说他虽然理念激烈，但并没有亲眼看到巴塞罗那的屠杀，所以也是被骗了。但奥威尔实际上是知道的，他自己就提到过墙上的枪眼，那些枪眼是POUM处决修士和阶级敌人时留下的。对于奥威尔来说，这是不是“必要的谋杀”呢?
诚实难于死
西班牙内战已经过了将近八十年。从现在看过来，共和军和佛朗哥的国民军都干了很多残暴的事情，双手都沾满了血。我们不能因为共和军的红色恐怖，就宽宥国民军。事实上，国民军杀的人更多一些。至于他们的政治路线，都相当极端。我们可以猜测，如果共和军获胜，西班牙要经历的道路可能会更坎坷，但这也只是一种猜测。我们真正能说的，就是一场悲剧。
至于那些热情参战的国际志愿者，当然值得我们致以敬意。有一位美国的年轻人，留给他母亲一封信后前往西班牙。这封信里写道：“我必须去西班牙打法西斯，这样以后我不会后悔，说在我们还有机会打败法西斯的时候，却没有去。”这种情怀是让人感动的。奥威尔变卖家产前往作战，同样让人感动。但是在感动之后，我们也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许多理想主义者最终在立场和事实中间选择了立场，在理想和良心之间选择了理想。他们像奥登一样，为自己找到了种种借口，要展望未来，要牺牲小我，要顾全大局，要原谅这一点小小的屠杀。就连奥威尔也在说出真相的时候，掩藏了真相背后的真相。
可是在一个社会里，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真相的守夜人，就像科学家应该是科学事实的守夜人一样。当知识精英都要为了大局出卖真实的时候，这个社会就离堕落和疯狂不远了。他们来到了西班牙，他们勇敢作战。他们是勇士，他们不怕死，但有时候，诚实比死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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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