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由于中国局势的系列变化：官场整肃、舆论收紧、意识形态抑右扬左、新闻节目“朝鲜化”、供给侧改革增强经济的计划性、外交强硬，等等，认同习近平左倾的人越来越多，更有人直指其为“毛泽东第二”。鉴于这种只见现象、不见实质之观点泛滥，笔者乃作此文。
自毛泽东之后，从邓小平起，中国的主要领导人都超越了意识形态，无所谓左右之分。他们奉行的是实用主义，价值取向则回归原始的社会主义，即以增进社会中大多数人福利为旨归；但由于身处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社会只有依托国家，才能立足和发展，所以，社会主义又演变为国家主义，即以国家的发展、强大为旨归；同时，也由于政权稳定是国家发展、强大的基本前提，所以“保政权、保稳定”成为重要目标。因此，在具体行动上，中国的领导人可能表现出有左右之不同，但这其实只是他们因应不同现实条件下保政权、求发展之需要的结果，而非出于对某种观念的坚持。观念对他们具体个人行为之选择而言，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但影响微乎其微。
当下中国看似“左强右弱”的局面，确实是习近平强力压制右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习近平真正赞成左的主张、打算将中国带回左的过去。毋宁说，“抑右扬左”只是习的策略，他这样做另有深意。证据是，现在中共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而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等，就是不包括毛泽东思想，且后者正是在习近平上任后被拿掉的，由此可见习近平内心之丘壑。
所以，在现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中，毛代表的只是历史合法性，肯定他，是为了不让对手揪住辫子不放，令中共陷入被动，下不了台；邓小平才是今天中共党内的正统。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抑右扬左”？很简单，形势所迫，“借左御右”而已。换言之，习对左只是利用，而非信从。
为什么要“借左御右”？因为对今天的中共政权来说，唯右才有威胁。国内的真实状况是：右强左弱，右派拥有很多重要资源（当下中国的资本力量可分为两类，一类对政府比较亲近，对政权比较认同，如王健林、马云、三一重科；另一类则偏向右翼，从阿拉善到博源到壹基金，都是右翼资本力量的集结。就政治而言，右翼相对有组织力量在进入21世纪后，经历了三届变迁：西山会议派、博源基金会，最后是现在的商学媒联合体。在每一阶段、每一方面，右翼都各有其代表人物，但因为现在国内气氛之严竣，故不提具体人名，以免给他们带来麻烦），也有着国外的强大支持。而左派有什么？几乎什么都没有，除了一些无权无势的底层民众即所谓民粹的支持。而且，从根本立场而言，左与右也不同。左只是批评政策，并不反对政权，因此不构成根本威胁。
即使是左派唯一掌握的资源即所谓民粹民意，在当下中国，也只有在政府放松管控的情况下，才能拥有和发挥力量；当政府有意控制时，这种民意是很脆弱、无力的。这从历次排外运动不难得出结论。现在政府对民间舆论和集体行动控制得这么严，不仅是针对右，同时也针对左。这样，政府就完全可以把民粹力量操之于掌心，让他们任何一件不符合政府意图的事都掀不起太大风浪。
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民意并非政治人物所可恃。毛泽东携民意搞文革，虽见效于一时，但很快失控，不得不反转，最终草草收场；赵紫阳欲借民意自重，但民意并不完全卖他账，学生领袖坚持不撤离广场，终酿成六四惨剧，赵自己也被禁闭终身；法轮功众初围中南海时，朱镕基以怀柔手法待之，法轮功众退，朱以为问题解决，获得赞誉，但很快法轮功众再围中南海，使朱在党内陷入非议和责难；薄熙来欲借民意上位，结果面对强权毫无抗手之力，这充分说明民意只有在政府宽容时才有力量，犹如六四前的新闻舆论。今天，习近平更不可能过度借重左翼民粹，因左翼起来后，最终拥戴的将是薄，而非习——不满足于现状、越来越激进，这是民意运行的基本规律。习身在台上，这注定了他不可能成为民意的最终拥戴对象，就像台上的戈巴契夫必然被台下的叶利钦所取代一样。法国大革命期间，民意领袖如走马灯般替换，为这一幕提供了最好注脚。最近，还有不少人怀念江泽民时代，甚至自发为江祝寿，他们无非是欲借机搞事，希望江也来一次“南巡讲话”而已——可惜，时势不同了，江既无此能，更无此想法。
其实，就治理的有效性而言，从全球范围看，中国是很不错的，可居前列。中国之软肋在于合法性：由于没有采用西方民主制，所以没有因选举而来的合法性；原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获得的合法性，被自己抛弃了，现在，习近平要重新捡回或重建，不说不可能，至少也遥遥无期；邓以后依靠的主要是政绩合法性，现在这种合法性也遭遇难题（经济下行进入新常态）。所以，现在是中共合法性最脆弱之时，也因此，其对言论、社会的管制也必然最严厉。
政权缺少合法性，最在意的是知识分子，加上管制言论损害其利益，所以知识分子成为当今最不满的群体之一，这是右派力量壮大的一个源头；同时，社会快速分化，使一部分人相对利益受损，这是左派力量的主要来源；另一种不满的右翼势力，是部分新富阶层，他们要求分享政治权力。
中国体制面临的矛盾是：要做事就要集权，且必须尽量减少约束；但权力大了后本身又会异化，为私人所应用。这就是关于吏制和吏治的主要矛盾，有点像就个人而言，精明者往往不善良、善良者往往不精明的悖论。这其实也是世界性难题，所以，不但在中国的徐才厚表现得贪腐、荒淫，在美国的人权“圣徒”吴弘达也一样。
中国与美国的不同在于，美国体制的开放性使其能容纳不同声音，不同声音不但对其内部无损，还能丰富其政府决策和民间思想文化的可选项。中国则不同，因体制的封闭性，不同声音首先就会伤害其内部结构，可说未见其利、先遭其弊；反之，如果只有一个声音，则能在资源整合的背景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美国则没有这种方便。所以，也可以说，以现行体制论，中国适宜只有一个声音，美国适宜多个声音。
就世界范围而言，非民主制度在当下现代信息社会存在一个软肋，那就是抵挡不了民众将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政府的冲击，所以一些国家改弦易辙，宁愿放弃集权，模仿西方民主制来推卸民众的压力，但结果往往不如人意，在行政上陷入更低效率。如果存在一种制度，能够无惧于民意的冲击，那么，就可以保持“高效率”的罕有优势，这就是中共“一党专制”的独特魅力所在。中国不同于西方，各种极端思潮被控制在一定程度、范围内，主要宣泄于网络，进入不了主流传播渠道（电视、报刊），因此其对政治的影响有限。所以，不宜对民意在中国的力量和作用作过度想象。现在的网络传播，一是影响有限（虽然很热闹），二是政府也正在加强管控。所以，无论民族、民粹，还是网上最有市场的“反体制、反政府”思潮，对政治决策的影响都很小。换言之，中国现行体制使民意在转化为“物质力量”时遇到了重大阻梗，转化率很低。相较于西方民主宪政，中国现行体制的最大特点是：决策者能够顶着舆论和民意的强烈反对，作出重大决定——这一点，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或许会显得越来越重要。笔者认为，这甚至可能成为触摸和创造新的政治文明的契机。
不少人担心，目前这种状态的中国“刚不可久”。但“矫枉必过正”，历史上很多重大转折关头，都是由极端形式推动的，但这种状态确实不宜持久，否则必然走向越来越极端，终至于祸。
习近平现在的手法就是“矫枉必过正”，为了纠正前任留下的缺失，不得不频频“出重手”。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即便是习，也不可能长期与几乎所有的精英势力同时为敌；“矫枉”之后，必有放松。具体而言，如果经济较快好转，资本、企业归心，习将长期保持反腐压力；但如果经济迟迟不见好转，习将不得不放松反腐，以笼络官心；但对于知识精英及舆论的管控将持续相当长时间，直至国际局势发生变化，美国无力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为止——社会主义因为对人的道德要求比较高，其践行往往需要强制；自由主义因为对人的要求比较低，更符合自然人性，也因此更易俘获人心。所以，社会主义国家难以对自由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而自由主义国家则可以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尤其是在前者经济表现更优之时。
来源：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