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青年时代起，我就是一个游离在体制外的自由主义者，虽然这种游离状态更多倒是因为被体制所排斥的缘故。然而，那时候的一种近乎本能的判断，就是颇为蔑视在体制中的生存，认为那是平庸者的温床，也只有庸人也才会在体制中获得一种安全感。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选择的是一种地下状态，因为专制主义不能容忍这种自由写作，选择地下，就是既为了可以自由主义地表达，同时也为了避免被消灭。
新世纪伊始，便遭遇了一次大逮捕，当时，一批文化复兴运动的同仁相继被关押，有的甚至被判重刑，老朋友王一梁也在这个新世纪的第一年被判入狱两年，我本人为此多次遭到传讯以及长期的“被请喝茶”的骚扰。
（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