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青年时代起,我就是一个游离在体制外的自由主义者,虽然这种游离状态更多倒是因为被体制所排斥的缘故。然而,那时候的一种近乎本能的判断,就是颇为蔑视在体制中的生存,认为那是平庸者的温床,也只有庸人也才会在体制中获得一种安全感。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选择的是一种地下状态,因为专制主义不能容忍这种自由写作,选择地下,就是既为了可以自由主义地表达,同时也为了避免被消灭。

新世纪伊始,便遭遇了一次大逮捕,当时,一批文化复兴运动的同仁相继被关押,有的甚至被判重刑,老朋友王一梁也在这个新世纪的第一年被判入狱两年,我本人为此多次遭到传讯以及长期的“被请喝茶”的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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