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屠城,震惊世界。每当人们提到这件影响中外历史的大事件,中共当局就辩解说:那是为了保持中国的稳定,没有“六四”屠杀,就没有今日中国的“经济成就”,云云。且不说这一“经济成就”的虚实,“六四”惨剧酿成,本身在于当时中国缺乏民主机制。避免这种悲剧的唯一出路,就是政治改革,实现中国民主化。“六四”前夕,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全面发展高潮。“六四”屠杀,不仅在政治上、社会上、国际上带来严重后果,即便在经济上,也直接带来负面后果。

后果之一,不仅葬送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最佳时机,也增加了中国经济改革的难度。因为,不论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体制弊端,都是改革的核心;而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密切相关,改革经济体制,必触动政治体制。

“六四”之后,中共党内保守派更加理直气壮地以“反对自由化”和“反对和平演变”为名,抗拒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借政治改革的无限期推后、以及经济改革的放缓和停滞,更加肆无忌惮地洗劫国有资产,暴敛财富。

十七年来,发生在城市及其郊区的强行拆迁和暴力拆迁,以及发生在农村的强行征地和暴力征地,愈演愈烈,就是对上述发展趋势的活生生写照。特权利益集团的膨胀,为改革构成更大阻力。尤其政治改革,变得更加遥不可及。

八九时期,示威学生要求“反腐败”,当局镇压,等于为贪官撑腰。果然,“六四”镇压后,贪官污吏愈加猖狂,加倍鲸吞中国经济成果,贪官外逃,资金外逃,国有资产被严重掏空。与此同时,旧的政治体制得以延续,不仅为大规模官场腐败提供了最佳气候和肥沃土壤,而且,长官意志继续凌驾于民主与科学决策之上,形成高成本、高消耗、高浪费、高污染的恶性循环。后果之二,中共制造“六四”屠杀后,一直受到国际制裁。一些关键的经济制裁,至今没有解除。比如,美国、欧盟、和日本,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体,都限制向中国输出高精技术。与西方75%的生产力来自技术进步相反,中国75%的生产力仍然来自人力、原料、能源等原始资源。换言之,搞了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仍然处于出卖资源、充当苦力、承办初级加工的原始阶段。增长而不发展。

后果之三,中国知识分子主体蜕变。回顾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八九民运,除了政治改革的诉求,经济层面,在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这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实际上也起了中介或中间人的作用,“反腐败”的口号,就是无形的体现。“六四”镇压后,中共一方面监禁和迫害民主运动的带头人,另一方面,又加紧收买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精英,通过再三加工资和分配福利房,让知识分子“收声”,甚至变为己用。知识分子主体的失声和蜕变,使官民之间和贫富之间,都失去了籍以调节和润滑的中间地带。如今,每年高达八万多起的抗争事件,已经直接来自农民、工人等广大弱势群体。少数保存风骨、坚持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则融入到这类抗争中,通称为“维权”。换言之,“六四”之后,知识分子也被分化为两大阵营,一方替政府说话,一方为民众代言。

目前,中国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都达到“世界之最”。标志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官方承认已经超过0.45,达到世界公认的“警戒线”;如果算上中国官场和社会精英中,无处不在的“灰色收入”,这一数字更高,甚至可能高达0.6,不仅超过“警戒线”,还创下“世界纪录”。贫富悬殊,社会不公,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矛盾的焦点。可以说,这些,都是“六四”镇压的后果。

如果八九民运成功,中国民主转型和平达成,彼时,初露苗头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必然得到及时遏制。断不至于像今天这样,发展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时至今日,当局要想解决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既可能朝前走,也可能往后退。朝前走,就是切实展开拖延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民主和透明机制,监督官商两界,平抑收入差距,进而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对中国而言,这无疑是康庄大道。惟将触动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主导者可能冒莫测的风险。往后退,就是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以胡锦涛对毛泽东的顶礼膜拜,“往后退”的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毕竟,中国早有古训:“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胡锦涛往后退,祇需搞几波“杀富济贫”,暂时也能缩小收入差距,祇不过是“治标不治本”。

今年五月底,中共政治局就“缓解地区之间和社会阶层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召开专门会议。据说,在这次会议上,一贯“温文尔雅”的总书记胡锦涛,“训话”中颇有几分“火气”。看上去,是流露其对从中央大员到地方官吏之阳奉阴违的不满和不耐烦。但也很可能祇是借机敲打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为明年“十七大”人事安排铺路:排斥江系人马,扶持团派子弟。

因为,目前很显然,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大多出自“上海帮”或江系势力。如果胡锦涛的“火气”,仅仅是出于这种权力斗争的需要,那么,所谓解决中国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也不过就是一句空话,仿如各种“严打”运动般,刮一阵风罢了。

毫无疑问,“六四”屠杀阻碍了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如果按照中共的逻辑,今日中国的经济成就乃是建立在“六四”屠杀的基础上。推理下去,“六四”不仅不能平反,一旦再现,还要再度屠杀;为了取得更大的经济成就,面对任何民主呼声,都要一直镇压和屠杀下去;即便有一天,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更要镇压和屠杀,若不那样,何以保持“世界第一”?

首发北京之春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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