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座的很多人都认识老曹，我也算跟他交往时间比较长的。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曹思源就是最早鼓吹修宪的人，他早期的出名文章就是《关於修宪的十点建议》，发表在上海的《法学》杂志上，这是我所知道的中国学者提出修宪的最早主张，是对1982年立宪的建议，提出要增设国家主席，要保护私有财产神圣而不可侵犯，当时我在法学院当学生的时候就读到了此文。
老曹在这个期间增加了“曹破产”的称号，增加了“院外游说家”的名义，中国有的人说他是“最早的院外游说家”，又在四通万润南的手下办研究所，一直到他在青岛开“修宪会议”和他来美国接受我的一次采访，声称把宪政作为他的终身追求。在这麽长的一个过程中，我评价老曹是“先知先觉”——在修宪的时候先知，在谈宪政的时候是中国的先觉，毫无疑问！
我跟老曹在1989年之前开始合作，当时北京有三股民间力量在讨论修宪：
第一股民间力量是以周冠五为背景的首钢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是周冠五请于浩成、张宗厚和张显扬三个人组成的研究所，核心人物是于浩成，中心任务就是修宪；
第二股民间力量是以万润南的四通所资助的研究所，叫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由曹思源领头，我们曾在他的研究所一个很破的房子里开过一个修宪讨论会；
第三股民间力量是由陈子明资助、我来领导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修宪小组。
很悲哀的是，思源走了，陈子明走了，就剩下了高龄的于浩成先生。
从和曹思源的合作过程来看，他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认准一个道理就反覆地讲，不管你腻不腻，不管你听过多少次，“关於人民代表大会旁听制度的建议”这个主题的演讲，最早发言是在北京的一次时局与形势分析会上，曹思源演讲中谈到这个问题，此後起码有10到20次会议中老曹谈的都是这个问题，反覆地讲公民旁听人大会议制度。曹思源从多少年前就鼓吹取消宪法中的专政条款，他到处讲，一直讲到他死以前。他来美国的时候接受我的采访，谈到的中心问题，就是要从宪法中把“无产阶级专政”去掉。而按照我的老师的话说，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的几根柱子，我跟老曹说你把这根柱子去掉，大厦将倾呀，老曹说管他什麽“柱子”不“柱子”，推倒它一个！他就有这个自信去干一个完全不可能的使命。
为什麽他会有这样的心态？因为他具有政治的浪漫主义情怀，他还写诗，这可能也是他浪漫主义的一部分，他把这种浪漫主义情怀带入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活动、带入了一个宪政专家、一个院外活动家的活动中去。当然那时我和他谈过，所有提出的修改宪法的建议在中国都不可能实现，中国修宪的时间，不是20世纪而是21世纪，老曹不死心，说到21世纪才修宪，我们还活着干吗？因此他在20世纪一直在搞这个东西，当然直到去世，他的很多修宪愿望都没有得到落实。
我们都知道有个很有名的青岛修宪会议，这个会议实际上是老曹主办的，後来我看国内同仁写的追忆老曹的文章，才知道这个会议北京市国保部门明确对曹思源说不许开，但是老曹还是悄悄地开了，当局对他非常非常气愤，并对他报复，进行24小时监视，断了他的财路和生路。所以说青岛修宪会议对老曹来说，是一个里程碑事件，之前他的活动空间还大一些，朋友还可以去拜访他，他还有一定的社会活动空间，从此以後他就被看死了。
一个朋友的回忆录里提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老曹被看死之後，连会客的机会都没有，有一个朋友甚至深夜看他，是冲进去的；老曹为了出来看朋友还要爬墙翻房子，他很胖，还把自己摔伤了……
他来美国接受采访，说他被监视起来後原本搞破产谘询这方面的挣钱机会都没有了，他的晚年是在没有人身自由、生活极度贫困的状况下追求着自己的修宪理想。最令我感动的是，老曹在去世之前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提到国内的形势和2014年“六四”25周年期间当局压制等等情况——他周围熟悉习近平的朋友告诉曹思源，2014年“六四”25周年的大镇压，并不是习近平主导的行为，这位朋友说，习近平被现在的体制所约束，力不从心，甚至有人利用这个体制在黑习近平。
老曹从与这些人的接触中，酝酿出了死前最後一篇文章《中国需要总统制》，主张通过总统制，让习近平把行政权全部集中到自己的手上，以推动执行自己的改革意志。这篇文章是让习近平集权，但对习近平实际上是一剂去毒药方，有几点习近平是根本不可能接受的：第一，总统必须民选，第二，党国必须分离——这些与冯胜平提出来的有点一致，冯胜平的意思是“党军分离”，军队“退出国家，走出丛林”。曹思源提出的是“党国分离”，没有提军权，因为在政治学理论和宪法理论上，军权属於行政权，如果你主张习近平搞行政权统一，那麽军权也应该在习近平手上，党国要分离，总统要民选，这个观点提出来以後，习近平也不可能接受。曹思源虽然有为习近平设计总统制的味道，但他也开出了未来宪政与民主转型的处方。
曹思源去世令我们很忧伤，我们把他这篇文章放到了明镜新闻网上，但背景很多人不知道，我藉今天这个机会，对文章的背景给大家做个介绍。（未完待续。 选自明镜出版社 《中国新震荡》）
来源：明镜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