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国防和外交政策论坛上的演讲（国防论坛基金会主办）
（10/1/2016 ）
（翻译：王剑鹰）
[编者按：这是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利博士递交给10月1-3日在纽约举办的“中国政治变局与民主化前景”研讨会的书面稿，下面是杨建利博士给研讨会组织者的信，其中介绍了这篇文稿的背景。《议报》发表这篇文章，以飨读者。
“中国政治变局与民主化前景”研讨会组织者：
各位好。非常抱歉，不能出席研讨会。
我向大会递交一个书面讲稿。
这份讲稿是我今年6月17日在美国国会国防和外交政策论坛的英文演讲的中译稿，尚未发表。本人认为这个演讲很符合您主办的会议的主题，所以提交给会议与各位与会的朋友交流。
在此特别感谢译者、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王剑鹰博士。
祝会议成功。
楊建利
2016年9月29日]
苏珊娜，谢谢您善意、热情的介绍.唯一的问题是，听您介绍我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我已经死了。但我不能也不应该这么想，因为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
我很荣幸受到国防论坛基金会主席米登多夫大使（Ambassador Middendorf）的邀请。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米登多夫大使在担任福特总统的海军部长期间功勋卓著，以至于卡特总统要求他连任该职。
我也很尊敬国防论坛基金会多年来的工作，他们在苏珊娜·舒尔特（Suzanne Scholte）总裁的领导下，揭露违反人权的状况，尤其北朝鲜，其在镇压的残酷程度上甚至超过了中国。7年多前，08宪章公布之后不久，苏珊娜曾邀请我就此发表过演讲。08宪章由刘晓波领衔，是一部要求中国向民主转型的宣言，刘晓波因此被捕，并被判刑11年。因为刘晓波在08宪章和此前二十年推动民主人权的和平抗争中起到的领导角色，他赢得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但我想提醒在座的各位，当我在这里发表演讲的时候，刘晓波还在中国的监狱里痛苦挣扎。
感谢您，苏珊娜，邀请我回到这里报告中国民主的现状。还有比这更难的题目吗？
我个人认为当今人类面临的三个最大难题是：中东和平，中国民主化和减肥。不幸的是，我现在正在做这三个难题中的两个：中国民主化和减肥。
让我们回到谈论当代中国政治最重要的参照点——1989天安门事件，两周前我们刚刚举行了该事件的27周年纪念活动。
1989民主运动是反对政府腐败、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这场运动规模宏大但以悲剧收尾。天安门大屠杀让普通人对政治话题产生了恐惧和回避心理。任何能制衡政府专横权力的公共制度的可能性被铲除了。
它也在中共统治者内部制造了一种恐惧和危机感，因为它开始让人权和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统治者的生活因此而改变了，他们必须面对完全不同的国际国内环境。
此后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变局更是让中共官员头上阴云笼罩。“红旗还能打多久”？他们都开始感到不安。
中共政权当然想安度天安门危机，当时统治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打破国际孤立。大屠杀之后不到三个星期，当中国领导层还在保持沉默、对未来不确定、勉强应对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布什总统派他的特别助理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到达中国，秘密会见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
这次会面后来公之于众了。布什总统的这个姿态暴露出美国的弱点，同时也让中国领导层确信美国愿意继续承认专制政权，并与之保持正常关系，即便中国政府并不打算承认或改变它严重的错误或罪行。7月28日，在特使回到华盛顿三周之后，布什总统给邓小平写了第二封措辞谨慎的信。“请理解”，布什写到，“这是一封私人信件，并且是为了与你们保持关系。如果我跨过了建设性意见和‘干涉内政’之间的界限，请不要生我的气……”。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大家可以自己判断。
民主党，尤其是当时还在竞选中的比尔·克林顿州长，严厉地批评布什对中国“卑躬屈膝”，一些保守派也认为，在天安门事件之后，北京尚未表示忏悔的前提下，布什的这个举动太失算。关于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立场的问题上的分歧在有关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辩论中体现出来。
辩论的一方是国会众议员南希·佩罗西和参议员乔治·米切尔，他们主张美中贸易关系应当和中国的人权状况挂钩。我们这些中国民主人权活动人士支持这一观点，因为如果不把两者联系在一起，任由美中贸易正常（实际上很不正常）进行，就像是对中共政权输血，这会使其更加猖狂，损害到美中人民的利益。这种观点体现在了1993年佩罗西和米切尔法案中。但克林顿就任总统一年之后，180度大转弯，改变了他的政策。这种转变建立在政、学、商界广泛接受的一种理论之上，即贸易可以导致民主，因为贸易可以带来经济增长和中产阶级的成长，后者会转而提出政治自由的要求。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种理论至今看来似乎并没有适用于中国。
随着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台湾、香港输入的资金和技术，中共政府不但安然度过了1989年危机，而且风头强劲地进入了21世纪。爆炸性增长的经济使中国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在民主发展的指数中仍然排名倒数。多年来，中国的中产阶级默默承受了一党专制的体制及其对人权的粗暴践踏。中国和国际社会到底做错了什么？
让我们看看中国。
1992年，当美国还在热烈辩论中国政策、准备把人权和贸易脱钩的时候，邓小平进行了南巡，进一步推动经济开放。中共各级官员很快认识到三个现实：第一，中国共产党掌权和共产主义理想毫无关联。第二，“经济增长高于一切”，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是中共这艘船得以继续前进最后也是最大的希望。第三，为了维护一党专制，它必须依靠人性黑暗、罪恶的一面：给精英阶层腐败的机会以换取他们的忠诚。
在懂得这三个现实后，中共官员发展出一套不成文但普遍接受的行为规则——腐败准则。所以，每一片政府权力都在市场上待价而沽，市场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政治权力霸占。
所有政府机构的官员都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增长GDP、权力交易、行贿长官，以及寻求巨额的个人回报。这些曾经自我标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共精英们，或者成为一夜暴富的资本家，或者变成国内以及外国资本家的经纪人、支持者、背后靠山。
在这种政治环境中，政治权力与资本力量大跳亲密的探戈。人权低标准，低工资，环境保护法规和执法的缺位，以及对集体谈判的禁止都为国内、国际的投机资本家创造了黄金条件。所以，金钱买到了权力。商业投资者肆意专营，寻求掌权者的保护，让他们在不公平的条件下获得市场机会。在某种意义上，中共作为“中国公司”原先唯一的股东，现在开放了股权，允许资本家购买。
这一点恨重要，它帮我们懂得为什么“中产阶级理论”在中国失败。
第一，就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言，中产阶级成功的原因在其从政府获得的靠山和特权。期望这种严重依赖国家政权的阶级提出大胆的政治主张，是耽于幻想。
第二，贸易和商业及经济的发展是国家政策主导实施的，和美英这种早期的“自然发生”的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自然产生一个政治上独立的中产阶级，相反是把商业精英中最有能力和野心的成员吸纳到其统治结构的层级中。例如，中共第16届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新党章欢迎资本家成为党员。
与此同时，“中国公司”的股份也免费提供给了知识分子，只是要按照其表现来定夺。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中共政权提供了各种贿赂，拉拢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贿赂的对象包括每一级官僚、学者、知识文化精英、艺术表演者、著名运动员等等。政府为这些人买单，形式有高薪酬、奖金、国家报销的花费、免费医疗保险、住房补助、免费的养老金计划等等。法律和政治向这些人倾斜，以换取他们对现存政治秩序的认可和接纳。他们通过收入和外快迅速积累的财富远远高于普通的工人、农民、店员和小企业主。这种遴选、收买潜在反对力量的政策再和天安门屠杀后的整肃和迫害政策相结合，变得非常有效。残酷的政治现实在知识分子心中制造了恐怖，起到了心理威慑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流逝，恐惧变成了玩世不恭，他们逐渐对正确与否不再关心。冷漠和虚伪迅速变成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崇尚的新时尚。这一潮流和中国政府的一系列举动让很多知识分子软化了对1989后政治秩序的反对态度，而他们曾经相对独立，并且被认为是社会的良心。
在1990年代和21世纪的头十年中，中国的权力（政治精英）、资本（经济精英）以及“头脑”（社会和文化精英）结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维护现存政治秩序的联盟。这个联盟拥有并运转“中国公司”，以财富、强权和荣耀让世界为之炫目。背靠中国巨大的地理空间和人口数量，中国公司的股东们凭着财富积累和经济增长的惊人速度让各方观察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他们相信一党专制有利于经济增长。同样的道理，这些股东控制了信息流通的渠道，占领了公共话语的空间。他们说话声音最响，让外界的观察者认为他们就代表中国，他们就是中国——全中国。
事实是，有另外一个叫中国的社会，由十亿为“中国公司”卖命的中国人组成，他们的基本人权几乎完全被忽略了，人们讽刺地把这个中国称为“屁民的中国”或“吊丝的中国”。
这是习近平上台之前我经常谈到的“两个中国结构”。这是一个只有两个玩家的游戏。
在同一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建制派完全进入了经济增长将在中国带来民主的这种错觉。美国总统和其他资深官员也感觉人权问题不方便他们与中国的交往，尽力避免涉及这个问题。面对不断崛起的中国，美国逐渐失去了其主导权。现在中国领导层实际上不是很把西方的公共舆论放在眼里，因为世界各国的政客和商人对中国巨大的购买力、投资和市场垂涎三尺。不夸张地说，中国领导人在世界大多数国家是最受欢迎、最被抬举的客人；中国也是渴望财富的世界精英们首要的目的地之一。
北京严格控制着媒体。他们可以随时驱逐Google和Yahoo；他们拒绝过纽约时报记者和重要学者的入境签证，也阻断了对Twitter和Facebook的浏览。但他们这么做没有得到任何惩罚。与此同时，他们可以在美国建立任何他们喜欢的媒体。讽刺的是，中国这个对印刷品和电子出版物实施严格审查制度的国家，竟然被法兰克福、伦敦和纽约书展以主宾国的身份邀请。好莱坞是美国自由文化的缩影；电影制作者可以自由讽刺、挖苦和批评美国的政客和政府官员，包括参议员、法官和总统在内，而不用担心迫害。但为了追求中国的票房成绩，好莱坞的执行官们自觉清除电影中涉及批评中国政府的内容。虽然如此，美国电影在中国仍然受到审查，有的甚至被禁止。所有美国媒体在中国都是被封杀的。今天在美国，中国政府及其代理人与大学、智库和广播公司有广泛的联系，中国政府可以通过他们传播自己的观点，并把自身的行为合理化。
中国正运用在西方帮助下取得的经济力量建立一支令人生畏的现代军队。随着其权力的增长，中国将会提出修改国际准则和规范。中国想建立的新国际秩序，是在亚太地区以中国为中心，这将威胁到区域和世界的和平。目前中国南海的紧张关系就是一个例子。
简单的说，美国在推动中国人权和民主方面的失败最终影响到了它长期的国家利益和民主的生活方式。
让我们再看看中国还有些什么机会在等待我们。
虽然习近平在中国实施了中共建政以来最大规模后强度的反腐败行动，但他基本上延续了两个中国结构，并且向世界显示出，他比前任更坚定地走一党专政的道路，而不是进行民主改革。
但中国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习近平的个性、反腐败运动和不可阻止的经济下行。
习近平已经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并且推崇个人崇拜。《经济学家》评论说，习现在已经不是CEO（首席执行官），而是COE，“Chairman of Everything”（所有机构的主席）。他现在是国家元首、中国共产党领袖、军事统帅、国家安全事务首长、所谓“综合改革”委员会主任，和经济首脑。
习近平抛弃了1982年开始采用的“集体领导”体制；这种体制是为了避免毛泽东的专制独裁带来的极权主义恐怖，它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惨剧。他是通过反腐败运动中的权力斗争做到的。这种做法使他疏远了各个层级的“同志”，这些人现在都懒于用事，以示消极抵抗。习近平反腐败运动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两个中国的统治模式（即在精英中以腐败换忠诚）成本越来越大，已经入不敷出。但结束这种模式而又不给予人自由是不可行的。这种模式造成的局面是最高领导层越来越疏远政治、经济以及知识精英，还包括中产阶级。随着经济放缓，中产阶级越来越感到不安，寻求离开这个统治结构，甚至这个国家。
与此同时，习近平出于对失去权力和红色政权的恐惧展开了自天安门屠杀以来对政治异议人士最残酷的镇压，逮捕律师、学者、工人和民间社会活动家，对媒体和因特网进一步收紧控制。
政治上说，开始反对现政权的精英们发现他们陷入了夹缝中，上面是统治党，下面是工人和农民组成的大众，和任何一方他们都没有互信。
习近平改变了游戏规则。他不智地把两个玩家的游戏变成了三个玩家，消解了六四后帮助这个政党维持其统治地位的权力基础。这是习近平政权最深的危机。
所以，经济在放缓；而政党也处于失序状态，因为它用于限制内部政治残杀的规范瓦解了；北京的外交政策正把中美关系推向冲突；中产阶级的默认状态也正在改变。
但我不会假装革命明天就会发生。
必须注意的是，在任何专制国家，需要四个因素同时具备才可能开始真正的民主转型：1）人们对政治现状的普遍强烈不满；2）专制政权中的领导层分裂；3）可持续由生命力可行的民主反对运动；4）国际社会对民主反对运动的承认和支持。
让我进一步阐述。
第一，中国的维稳体制把每个公民当作假想敌，而且事实上它已经成功地把他们变成了敌人——异议人士、独立知识分子、失地农民、强拆强迁受害者、强制堕胎受害者、退伍军人、农民工、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基督徒，以及法轮功修炼者，还可以数下去。中共并不缺少敌人。当经济放缓的时候，普通民众的怨气会愈发凸显，社会不安定因素越积越多。
第二，我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精英分子已经开始瓦解。党的领导群体也已涣散，这在自2012年以来对薄熙来、令计划、周永康等人的整肃中已经显示出来。
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政治制度唯一的成就可能就是建立了“两届十年一代”的任期制。很多观察家认为，这种体制可以保证中共政权长期的稳定，一厢情愿地认为这种制度帮助中共克服了历史上长期困扰独裁者的权力延续的问题。然而，薄熙来一案毫不留情地搓破了这个泡沫。现在是习近平本人开始挑战这个规范。党内的裂痕日益加深。
第三，民主概念已经开始深入人心，这要感谢多少年来中国内外的民主化力量作出的努力。
与此同时，普通民众在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中已经变得更成熟，更有智慧，也更主动。一般来说，当民众的力量成长起来，民间反对日益高涨，共产政权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将会公开化。尤其是，当外界的压力到了临界点的时候，中共内部的反对派将不得不把民众的力量考虑进去，并寻求他们的帮助。
说到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我们需要一个整体性的、可持续的民主运动来迫使独裁者开放。为达到这个目标，重要的阶段性努力是让能代表大众的民间领导人组合起来，形成可见有机的民间领袖群体，这个领袖群体能整合中产阶级和下层人民的力量去争取民主，至少能部分地阻断目前的政治秩序，这个领袖群体将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承认和支持，并能和政府实施有效的政治谈判。
第四，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国际社会的支持。
一党专制下的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所以实行民主转型，尊重人权、法治、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对各国都有益处，包括美国。换句话说，美国必须积极推动中国和平地向民主转型。原因很简单：中国政权冷酷地压迫自己的人民，否认普世价值以维护专制独裁，并且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以占领统治地位，支持这种政权不但道德上堕落，而且策略上是失当的。正像作法自毙的野兽，中共正在寻求报复它的创造者——西方。
华盛顿很多政策制定者已经认识到，现在正是时候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但还有一些人认为目前和未来的美中冲突是可以掌控的。我的观点是：中国不实现民主化，美中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因为两个国家的战略目标是冲突的，他们的核心利益无法调和。
我在此呼吁美国结束把人权问题放在一边的作法，在与中国交往的过程中保持清晰的道德准则和战略目标。
为此，国会应当通过一部《中国民主法案》，直言不讳地明确，提高中国人权状况、推动民主转型是美国国家利益所在，并要求联邦政府及其所有机构在与中国来往过程中，把推动民主人权作为其核心原则。这将是一部真正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借此排除目前广传的模糊提法，即国会必须要在两方面中取得平衡，一方面要支持人权的普世价值，另一方面要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这部法律也将要求总统每年向国会汇报，在此前12个月中政府项目、政策或行动是否加强或削弱了中国的人权和民主。
所有联邦政府（每一个！）的部门都应当报告他们在推动中国民主化，提倡人权和法治等方面做了什么。对于没有采取行动，没有任何政策，或没有实施任何项目的部门要提出警告，这样下去会削弱民主运动、有损中国人权。
这部中国民主法将会更清晰地告诉我们已经取得了什么成就，是什么导致了成功，我们应当如何增大资金支持，和如何把它们实际运用到推动民主人权的活动中去。
这部法律将成为美国对中大战略，并作为一个牢固的基础，一方面去指导美国在所有领域与中国的活动，一方面也向中国政府显明美国的目的，并向中国人民表达毫不含糊的支持。
没有人可以准确预言巨大变革的时机将在什么时候降临中国。但过去几十年中世界上几乎每一个民主革命的事件都让美国感到突然。
最为重要的是要对我的同胞有信心，他们能够而且必将加入世界上大多数已经享有自由或者部分自由的国家行列。变革的时机可能在今后几个月中发生，也可能还要花上好几年。但如果没有集体的努力，包括国际社会的支持，它将不会到来。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保持信仰，并做好准备。
或许，苏珊娜，七年之后您还将邀请我到这个论坛演讲。如果那样，我希望到时，美国的《中国民主法案》已经颁布了很久，而我演讲的题目应当是《中国新兴民主的巩固》。
感谢各位垂听。
《公民议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