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征地、拆迁是无本万利的大生意，各级政府动用各种手段强征强拆，而民众无力抵挡。这次乌坎村民的抗争，因天时地利人和而取得阶段性胜利，实属难得，但后续情况仍令人忧虑。
这次乌坎事件，起因又是征地。20年来，乌坎村的几千亩耕地，在未经村民同意的情况下，被官员以集体的名义出卖和出租，村官和开发商都赚了好几个亿，而村民只得到550元的补偿。
据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估计，在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中，60% 以上是由征地引起的。引发纠纷的原因主要有4条：“一是不经农民同意强迫征地，二是补偿过低，三是即使补偿低还发不到农民手中，四是补偿款被贪污挪用”。
单说补偿过低这一条。据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资料，2003～2005年共征地1275万亩，征地补偿费4500万元，平均每亩3.5万元；同期土地出让811万亩，成交总价17717万元，平均每亩21.8万元。这就是说，政府征地，每亩补偿3万5，政府将土地出让，每亩收钱21万8，出让价是补偿费的6倍多。北京天则研究所所长盛洪说：“据我们的一项研究，地方政府对被征地农民的补偿，一般只占土地市场价格的2%-10%.”
政府低价征地，高价卖地，大发土地财。近些年来，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每年都在一万亿以上，2009年更高达1.6万亿。根据《财经杂志》的统计，71.8%的地方各级财政的收入主要是土地转让金。无怪乎地方政府都那么热衷于征地，无怪乎地方政府都那么富得流油。古今中外，靠卖地发大财的政府，如今的中国政府堪称独一无二。
那么，为什么唯独如今的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征地卖地发大财呢？这要从1949年以来中国的变迁谈起。
1949年以前的中国，和其他绝大多数国家一样，农民的土地基本上是私有的。农民有权把自己的土地出租、出让或出卖。在那时，关于土地的交易仅仅是买家和农民的事，政府并不介入，因此政府不可能从中发财。在那时，政府也可以为公益目的征地，但征来的地既是为了公益而不是为了经商，政府不能又倒手转卖给商家，所以也不可能从中渔利。
1949年后，中共实行暴力土改，将地主的土地无偿没收，然后把土地分给所有的农民。可是紧接着就是集体化公社化，农民刚刚分到手的土地统统交出来，变成了所谓集体所有。起先是公社所有，后来改成生产队（相当于村）所有。再以后，人民公社解体，农村实行分田到户。但所谓分田到户，农民只是得到了使用权（其实连使用权都谈不上——见秦晖《地权六论》），土地的所有权依然挂在集体名下。理论上讲，如今农村的土地的所有权在村民小组。可是村民小组并非股份公司，村民没有退出权；另外，组长也不是法人。这且不说，更要命的是，按照中共的《土地管理法》，“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换言之，被称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其实并不归集体所有，因为该集体本身不可以开发，不可以使之自由流通；要将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必须首先由政府来征收。地产商开发商想买农民的土地，不能直接从农民手中买，而必须从政府那里买。根据宪法，政府征地本来只限于公益目的，现在却扩展到商业性用地。于是，政府就可以运用其不受约束的权力大肆征地，只给农民很低的补偿，然后再以高价出卖，从中牟取暴利，或者是官员猛吃回扣，趁机贪污，而农民自己却几乎无法分享到土地增值的收益。
以上讲的是农村的土地，城镇里的土地也有类似的问题。早先，城镇里的住房基本上是私有的，房东的产权既包括房屋也包括和房屋相关的土地。然而文革一来，房租被扣上“剥削”的罪名，于是，房东们不得不都“自愿地”把自己的房子交出来给政府。文革后，政府把私房退还了房东，但是只退还了房产却没退还土地。1982年《宪法》添加了一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就把全国城镇私房业主的土地权一举剥夺干净。既然城镇的土地都属于国家，上面的房屋不过是“附着物”，政府就可以“依法拆迁”，然后把地倒手卖给开发商。由于政府的强势，它可以只给私房业主很低的补偿，而把土地增值的收益大部分归给政府自己。
于是，中国就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在中国，所有土地都被政府所控制，一切有关土地的交易都必须经过政府之手。由于城市化的突飞猛进，由于土地价格的飞速飙升，各级政府发现，搞征地搞拆迁实在是无本万利的大生意，所以个个乐此不疲。他们动用各种手段，包括直接动用军警和黑社会，逼死人命也在所不惜。面对政府的强征强拆，弱势的民众无力抵挡。这次乌坎村民的抗争，因天时地利人和而取得阶段性胜利，实属难得。但后续情况将如何发展，仍令人忧虑。
有当政高官说：今日中国的社会矛盾——例如因征地拆迁引出的矛盾——主要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就是用人民币可以解决的矛盾。有学者说，维权事件，不是要权只是要钱。这些话看上去似乎不错；今日政府手里也很有钱，要解决这些矛盾好像也不太难。但问题是，征地拆迁搞了这么多年，各级官员从中捞足了好处，他们肯把已经吞下去的东西再吐出来吗？另外，中共欠债已经太多太多，按下葫芦浮起瓢，它还得起吗？如此说来，补偿问题就并不只是金钱的问题，它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如果政府愿意纠正过去这么多年对民众财产权益的侵夺并给予赔偿，那首先意味着政府承认自己做错了；既然政府犯下了这么大的错，它怎么还能以“伟光正”的旗号继续一党专政呢？
显然是受到乌坎事件的影响，温家宝总理在日前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专门讲到农村的征地问题。温家宝说：要推进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关键在于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分配好土地非农化和城镇化产生的增值收益。应该看到，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不能再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有必要、也有条件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要精心设计征地制度改革方案，加快开展相关工作，明年一定要出台相应法规。
请注意，在上述讲话里，温家宝提到“不能再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这等于是承认，此前的工业化城镇化就是靠牺牲农民财产权利而取得的；但是对于此前犯下的侵夺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事情，政府无意纠正，只是许诺今后略做调整而已。这就是说，在现阶段，乌坎事件的最好结果，顶多是对这一次非法土地交易有所纠正。而乌坎村民的抗争则是向世人揭示出整个征地问题的罪恶；推而广之，也是揭示出30多年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背后的罪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乌坎事件颠覆了“中国模式”。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1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