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出牢笼任翱翔

祖师爷.横竖横——王若望纵谈天下事

“祖师爷”之辞来自八月十四日的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该报在报道王若望抵美的消息时,用了“The Grand Father of the Chinese Dissident Movement”“中国不同政见运动的祖师爷”来称呼他。从他远在一九三四年就因追求民主被国民党下狱;到了文革和六.四后又两度被共产党逮捕来看,这一称号当之无愧。

至于“横竖横”是上海人对王若望的称号,指其大胆敢言,毫无顾忌,反正豁出去了。用一句文言文即:“虽千万人吾往矣”。

惟大英雄能本色

王若望最难得的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永远保持其知识分子的良知、本色。八月十五日我和王若望正谈话时,两个年轻的女记者也赶到了。小刘燕代表台湾的中华电视访问王后,一定要叫我讲几句对王若望的印象。我说,六.四前夕我到上海去看他,他在严密监控之下,那时学运刚起,风声鹤唳,而他却若无其事,丝毫没有紧张的表现。现在到了美国,呼吸到自由空气,他也没有欢呼雀跃、得意忘形的状态。正是:“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敢言直声岂能改

八月廿二日回到香港,有的朋友问我:王若望到美国以后,讲话是否有保留了,我知道这是从方励之的表现所得到的印象。我的答复是:他的敢言、直声一点都没有变。在上海怎么说,在加州照样说,其基调是主张民主自由,反对一党专政。

试举一例:

他到旧金山机场接受记者访问答复什么是今日中国当务之急时,他就一口气提出五点:“结束一党专政;继续改革开放;推行市场经济;实行新闻自由;平反六.四寃案”。

再问他对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看法,他讲得更干脆:“邓小平此举主要是为了救党,不是为了救国”。

因此,美国华文《世界日报》八月八日以“王若望讽示中共必须结束一党专政”为题,发表社论,指出:近年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民主人士,对中共多有不同的批评和看法,甚至有个别人士迂回地替中共辩护而尽说些矫情的话。王若望毫不含糊而直话直说,顿予人一新耳目之感。他所提出的虽然是五点,但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点还是“结束一党专政”,只要做到这一点,其它四点当可迎刃而解。

关于结束一党专政

以中国大陆政治改革为议题的“北京民运旧金山圆桌会议”,八月廿三日在旧金山举行,王若望、方励之等一百多人出席。八月廿日我第三度在加州与王若望聚首,他告诉我他准备简单明了提出三点作为海外民运人士共同的行动纲领:一是结束一党专政;二是开放新闻自由;三是平反六.四寃案。

他对此有一解释:

“邓小平南巡讲话,谈到经济改革胆子要大,步子要快;但一点没有触及政治改革。邓小平的阶级局限性使他回避了这个要害问题,他闭起眼睛看不见的部位,恰恰是中共最惧怕最敏感的病灶所在。他没有勇气面对人民,面对历史,我们应该提出来。”

我对此持不同的意见,我认为现在提结束一党专政,未免悬的过高,因为明明知道共产党不可能接受,倒不如全力争取开放新闻自由,这,共产党比较容易接受。事实上,只要有了新闻自由,一党专政的藩篱就可以逐渐冲破了。

王若望坚持他的主张。他的理由是,不能因为中共当权派不接受,一时办不到就不提。他说:“中共现在在结束一党专政的问题上已经居于守势。在国际舆论压力下,它已经不提自己是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而提【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拿几个充当花瓶的民主党派来自欺欺人,在概念上玩弄游戏。我们就是要戳穿它的游戏,用真正的多党制代替它。而从东欧和苏联的现实看,这是可以做到的。”

王若望补充说明:“结束一党专政,并不等于结束共产党的存在;主动还政于民,实行多党制,反而可以延长其寿命。如果凭借武力,凭借无产阶级专政去维护不得人心的一党专政,这个一党专政在历史潮流里,反而是短命的,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在这个问题上,我发现王若望相当执着。这与他对中国现状的估计和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是紧密相连的。

关于开放新闻自由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现代化。或者说,没有真正的现代化。

王若望说:“没有新闻自由,也就没有言论、出版自由和人权的保障,只有独裁者和封建帝王才害怕新闻自由。依靠新闻封锁和垄断的国家可以维持政权于一时,它就是贪官污吏,贿赂公行,自吹自擂,假话连篇的遮羞布。目前中共中央委员中已有人认识到禁止新闻自由的危害,例如胡启立和芮杏文,他两曾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们在六.四事件后被极左派打下去,就为的他们在六.四前夕,对记者宣布‘新闻改革必须很快进行’而获罪。

“现在大陆的公众都不看党报,就因党报充塞着极左派的谎言和不真实的报道。我相信:大陆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包括党内军内的)都迫切要求开放新闻自由。恐惧新闻自由的只有一小撮保守派和贪官污吏。(他们干的丑闻最怕登报)应该说,新闻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开路先锋。”

王若望对中国变局的估计

我跟王若望谈问题,避免请他谈对中国变局的估计,但年轻的记者最感兴趣的就是中国的变局,换句话说,希望王若望作出判断,中共这个一党专政的政权何时垮台?

八月十五日上午我听王若望这样答复两个记者的问题:

“六.四的血没有白流,它使人民对共产党的失望达到了顶点,认定了共产党这个一党专政的政权是要结束的。如果说以前有这个认识的人,只是三个五个;现在则有了七个八个。中国肯定会变,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引起许多党内斗争,与此同时人民对一党专政的不满也越来越强烈,经济改革的发展,大家更要求民主。大陆演变的可能,一是人民起来改造接管现政权;二是共产党内部分裂,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不论是哪一种可能,有一点是肯定的,腐败的专制政府不会维持长久,中国早晚会进入世界大家庭”。

对中国民主前途的看法

在另外一个多数是科技专业人士的场合,大家谈到中国何时可实现民主。我说,按方励之的估计,要一个世代(Generation)。王若望马上说:“中国不需要那么长时间,一般人认为中国大部分是农民,农民没有民主的要求;那是错误的看法。任何人只要经济生活有了改善,跟着来的必然是政治改革的要求。但中国共产党是宠然大物,靠外力是打不倒的,主要靠内部的进步势力,而内部势力也不是孤立的,需要看外部群众的支持。就是说,他们的主张、纲领、行动需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中国将来的情况怎样演变,现在很难说,一旦爆发起来,肯定是内外夹攻,裹应外合;至于说,还得多少时间,也很难说。有人估计二十年、三十年,我认为太长了,不需那么长;有人估计两三年,又似乎太短了。我对中国实现民主是乐观的,相信我有生之年会看到这一天。”

旁边一位年轻的计算机专家插话:“王老,你要活到一百岁,怎么办?”引起哄堂大笑。

大陆人民怎样看海外民运

大陆知识分子怎样看待海外民阵、民联和其它民运活动呢?

王若望说:“据我所知,大家还是很关心的,他们通过海外短波知道一些重要的行动,例如:曾在联合国附近举行的质问李鹏、公审李鹏的集会以及各地纪念六.四三周年等等,这些活动更多的是给国内知识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可以告慰于民运人士的:在海外所花的心血、辛苦没有白费,是有效的。这个时代不同于孙中山流亡海外作推翻满清的革命运动,实因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全球信息流通,中国又不再是闭关锁国了。

“我们从中共传媒里得知海外民运团体发生内部纷争,深深为之遗憾而感到丧气,中共幸灾乐祸地夸大事实也是有的。我们不免又落入【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会闹矛盾】的传统的丑陋中,似乎中国人的民族性使然。是不是民运团体为中国人争口气,不再堕入宿命论的民族劣根性里去呢?”

“我要说明的是:指望一个党派、一个团体,小至一个家庭,一直和平共处,这一要求未免太苛刻了。既然否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这类专制独裁者的口号,一个团体中必须允许多元的意见分歧。因此对几个团体或某个团体内部发生纠纷用不着大惊小怪。

“应该承认:大陆来的朋友,灵魂里都有个小毛泽东的阴魂在作怪。我是共产党的资深党员,我身上的小毛泽东一定更顽固;因此,我们都面临着一个【驱鬼附体】的任务,那就需要时时提醒自己,事事检查自己,要培养成从肉体到精神上浸透了文明的民主的气息,真是不简单呀!这是一个长期的自我修养的过程。”

八月十五日当记者问他对海外民运人士有什么建言时,他不加思索就说出:

“一、不搞山头主义;二、排除小圈子习气;三、不患得患失。”

到了八月廿三日他出席圆桌会议发言时,又加上了“以平等精神尊重他人”一条。把“小圈子”改说成“小团体”。

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

我问王若望,你本来是一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怎么会成为不同政见者?或者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

王若望答:“共产党在反对国民党时,是主张民主自由的。毛泽东一旦掌握了政权,就要做独裁者,共产党又是按照阶级斗争的理论建立起来的。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一理论著作,强调国家是专政机器,它是用来镇压反动阶级的,不是保护人民的。这就使毛泽东有理由不断地镇压他所谓的”坏人“。中国国内受迫害的,包括精神的、物质的、肉体的迫害,人数达到一亿人。反右时七十万,文革变成一亿。这不是共产党的错误越来越多了吗?越来越不可救药了吗?

“共产党这些做法,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这个党,我跟它没有一点好处,只有活受罪。

当然认识的发展有个过程,事实教育大家,也就逐渐明白了。而知识界的人是首先觉悟的。针对共产党的专政,提出了民主的要求,针对共产党的控制提出了新闻自由的呼声。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应该看到;没有毛泽东的残酷镇压,没有一亿多人受害,它是泛滥不开的。而这种泛滥在共产党内部多数人也已看清楚了。因此,如要追究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责任,归根究柢,应该由毛泽东承担一切。“

王若望的话使我想起了毛泽东的话:

“始作俑者,岂无后乎?我无后乎!”

一九九二年八月廿六日香港

原载《百姓》半月刊九二年九月一号第二七一期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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