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人眼里,作家是带头羊,于是批斗、挨整,每次搞什么运动总是先找文艺界的人士开刀,人谓“替罪羊”。故作家身上沾了羊膻气,那日子就不好过。

胡羊群在行进中,后面所有的羊默默地乖乖地跟着最前面的一只头羊走。鲁迅藉此比喻这只带头羊大概便是“知识界的领袖”。

“替罪丰”源出《孟子》第二章。齐人牵一头牛去宰杀了作祭祀祖先的供品,齐宣王见了,说:“吾不忍见其觳觫,(心有余悸的恐惧状》不要杀吧。”齐人对曰:“那么,不要再用牺牲祭祖了吗?”齐王说:“祭祀怎么可以废除呢?以羊去顶替牛吧!”

追源溯流,带头羊是杰出的有特异功能的头头,本有赞许之意,受之者用不着紧张;而替罪羊呢,照字面而言,羊本身无罪,原是无辜的受害者。

称呼作家是替罪丰的,倒是对挨斗的作家予以深切同情的人,整人的好汉决不这么说。由此说来,替罪羊的词意其实是不平则鸣的真话,不过人们希望朗朗乾坤再也不要发生“以羊易之”的悲剧。

我探索为什么在羊群中往往挑选作家做替罪羊呢?调查研究的初步结论,实由于作家的职业特点,使他们往往以带头羊之身份出现于公众面前,带头在先、替罪在后。造成作家的必不可少的素质之一,就是他们对事物的敏感,正如鲁迅所说:“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有时,他说得太早,连社会也反对、也排轧他。)”作家写的东西都得从社会生活里汲取材料,如果作家描述的是社会阴暗里的一角,这是社会现实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注重社会效果的人首先应解决这个阴暗面。而在事实上,许多批判文章却往往指责作者是阴暗面的制造者,或者由于作家把事故苗子提前半拍或一拍捅了出来,就鞭挞作者是在“抹黑”、“丑化”,甚至引伸为攻击我们的社会制度、攻击党,等等。这岂不是倒因为果,替罪羊们不是大大的寃枉吗?

找作家做替罪丰,不仅表现了某些人对文艺一窍不通,还反映了他们的专断,没有勇气面对严峻的现实,死要面子,才把愤懑发泄在替罪丰身上。为什么老是找作家做替罪羊呢?还有一个历史的原因,过去党的领导部门的注意力不把经济建设,物质生产放在重要地位;一直强调抓意识形态是“头等大事”。通常的情况是党委书记和厂长把工厂生产搞得一团糟,不会受到任何处分,要是他不善于抓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也就是抓整人材料,包括在书刊的字里行间找毛病),那么小小的一个疏忽就要丢官,甚至扣上一顶可怕的帽子,自己成了替罪丰。这种颠倒,原是唯心主义的决策,即把意识形态看成是决定性的东西,而不是把它看成是依附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正是在这种头足颠倒的指导思想下,才认为一部电影、一支歌曲、一部小说的为害之大,可以亡党亡国,于是培养了好多人对文艺作品的神经衰弱症。

在戴着“左”视镜寻找意识形态毛病的过程中,作家的职业特点规定了他们又是该倒霉的首当其冲的一群,因为他们的出品皆印成白纸黑字,即使用化名也容易揪出“正身”来。进行这项工作,比较方便,又是证据确凿,所以五七年反右斗争中,凡喜欢动动笔头发表诗文于报刊而又多少有点独立见解者,几乎无一幸免,就是这个道理。

由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弊端不加过问,一方面又太“重视”抓意识形态,于是以为“天下本无事,书生自扰之”,于是把作者看作是不安定的因素。这就使得文艺家和业余作者视文艺创作为畏途,心有余阵,多写的多错,少写的少错,不写的则一贯正确,假定他整人有功,还能加官晋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上述这些不如意事有了根本的扭转。邓小平同志在四届文代会的《祝辞》里对我国的文艺界作了高度的评价,“一年来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文艺工作者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爱护和尊敬。”从此,我国作家们大可不必再耽心做替罪羊了。

不过,由于某些人并没有从那十年噩梦中醒来,这几年,他们对那害人误事的老一套仍是锲而不舍,“念念不忘”,所以,遇到什么事情,不免又想袭用老例,去寻找新的替罪丰。这里不妨举个例子:东北一带曾流行狂热的君子兰交易。女作家张辛欣把此事写进小说,题为《疯狂的君子兰》(八三年第八期《文汇月刊》。不料这位女作家挨了批,说这篇小说宣扬了现代达尔文主义,并把中国人民写得精神空虚,还有的批评文章说作者崇洋媚外的。大约八个月后,《人民日报》报道了鞍山市的君子兰交易中有犯罪活动,用的也是《疯狂的君子兰》的标题。这就印证了张的小说乃及时反映了社会的真实,是向政法和经济部门发出的警报和信息,是用艺术语言给那些卷入疯狂里失去理性的人们的善意忠告。只因作者提前八个月敲了警钟,就把她做了替罪羊.如何叫人心服!

中央提出,对文艺事业既要加强领导,又要改善领导。不过以我看到的局部情况而言.理解却很不相同。有人全面贯彻,有人只取其一。后一种人对“加强”是颇为热心的,而“改善”呢,只停留在口头上。至于“加强”了什么呢?无非还是似曾相识的“典型”啦,凑材料啦,排队啦,批判带头羊啦,等等。

此话说得可能又早了一个时辰。该死,我又做了一次带头羊,如之奈何?

但我相信,脱去老羊皮袄迎接大繁荣的春天。此其时矣!

注:此文作于四届作家代表会议之前夕(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这两只“羊”投奔几家报刊,皆不得其门而入,廷至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七日,这两只受困之“羊”始得在羊城安家落户。

原载《羊城晚报》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编者注:为纪念王若望先生,本站特转此文。文章的观点,并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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