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人眼里，作家是带头羊，于是批斗、挨整，每次搞什么运动总是先找文艺界的人士开刀，人谓“替罪羊”。故作家身上沾了羊膻气，那日子就不好过。
胡羊群在行进中，后面所有的羊默默地乖乖地跟着最前面的一只头羊走。鲁迅藉此比喻这只带头羊大概便是“知识界的领袖”。
“替罪丰”源出《孟子》第二章。齐人牵一头牛去宰杀了作祭祀祖先的供品，齐宣王见了，说：“吾不忍见其觳觫，（心有余悸的恐惧状》不要杀吧。”齐人对曰：“那么，不要再用牺牲祭祖了吗？”齐王说：“祭祀怎么可以废除呢？以羊去顶替牛吧！”
追源溯流，带头羊是杰出的有特异功能的头头，本有赞许之意，受之者用不着紧张；而替罪羊呢，照字面而言，羊本身无罪，原是无辜的受害者。
称呼作家是替罪丰的，倒是对挨斗的作家予以深切同情的人，整人的好汉决不这么说。由此说来，替罪羊的词意其实是不平则鸣的真话，不过人们希望朗朗乾坤再也不要发生“以羊易之”的悲剧。
我探索为什么在羊群中往往挑选作家做替罪羊呢？调查研究的初步结论，实由于作家的职业特点，使他们往往以带头羊之身份出现于公众面前，带头在先、替罪在后。造成作家的必不可少的素质之一，就是他们对事物的敏感，正如鲁迅所说：“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有时，他说得太早，连社会也反对、也排轧他。）”作家写的东西都得从社会生活里汲取材料，如果作家描述的是社会阴暗里的一角，这是社会现实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注重社会效果的人首先应解决这个阴暗面。而在事实上，许多批判文章却往往指责作者是阴暗面的制造者，或者由于作家把事故苗子提前半拍或一拍捅了出来，就鞭挞作者是在“抹黑”、“丑化”，甚至引伸为攻击我们的社会制度、攻击党，等等。这岂不是倒因为果，替罪羊们不是大大的寃枉吗？
找作家做替罪丰，不仅表现了某些人对文艺一窍不通，还反映了他们的专断，没有勇气面对严峻的现实，死要面子，才把愤懑发泄在替罪丰身上。为什么老是找作家做替罪羊呢？还有一个历史的原因，过去党的领导部门的注意力不把经济建设，物质生产放在重要地位；一直强调抓意识形态是“头等大事”。通常的情况是党委书记和厂长把工厂生产搞得一团糟，不会受到任何处分，要是他不善于抓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也就是抓整人材料，包括在书刊的字里行间找毛病），那么小小的一个疏忽就要丢官，甚至扣上一顶可怕的帽子，自己成了替罪丰。这种颠倒，原是唯心主义的决策，即把意识形态看成是决定性的东西，而不是把它看成是依附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正是在这种头足颠倒的指导思想下，才认为一部电影、一支歌曲、一部小说的为害之大，可以亡党亡国，于是培养了好多人对文艺作品的神经衰弱症。
在戴着“左”视镜寻找意识形态毛病的过程中，作家的职业特点规定了他们又是该倒霉的首当其冲的一群，因为他们的出品皆印成白纸黑字，即使用化名也容易揪出“正身”来。进行这项工作，比较方便，又是证据确凿，所以五七年反右斗争中，凡喜欢动动笔头发表诗文于报刊而又多少有点独立见解者，几乎无一幸免，就是这个道理。
由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弊端不加过问，一方面又太“重视”抓意识形态，于是以为“天下本无事，书生自扰之”，于是把作者看作是不安定的因素。这就使得文艺家和业余作者视文艺创作为畏途，心有余阵，多写的多错，少写的少错，不写的则一贯正确，假定他整人有功，还能加官晋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上述这些不如意事有了根本的扭转。邓小平同志在四届文代会的《祝辞》里对我国的文艺界作了高度的评价，“一年来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文艺工作者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爱护和尊敬。”从此，我国作家们大可不必再耽心做替罪羊了。
不过，由于某些人并没有从那十年噩梦中醒来，这几年，他们对那害人误事的老一套仍是锲而不舍，“念念不忘”，所以，遇到什么事情，不免又想袭用老例，去寻找新的替罪丰。这里不妨举个例子：东北一带曾流行狂热的君子兰交易。女作家张辛欣把此事写进小说，题为《疯狂的君子兰》（八三年第八期《文汇月刊》。不料这位女作家挨了批，说这篇小说宣扬了现代达尔文主义，并把中国人民写得精神空虚，还有的批评文章说作者崇洋媚外的。大约八个月后，《人民日报》报道了鞍山市的君子兰交易中有犯罪活动，用的也是《疯狂的君子兰》的标题。这就印证了张的小说乃及时反映了社会的真实，是向政法和经济部门发出的警报和信息，是用艺术语言给那些卷入疯狂里失去理性的人们的善意忠告。只因作者提前八个月敲了警钟，就把她做了替罪羊．如何叫人心服！
中央提出，对文艺事业既要加强领导，又要改善领导。不过以我看到的局部情况而言．理解却很不相同。有人全面贯彻，有人只取其一。后一种人对“加强”是颇为热心的，而“改善”呢，只停留在口头上。至于“加强”了什么呢？无非还是似曾相识的“典型”啦，凑材料啦，排队啦，批判带头羊啦，等等。
此话说得可能又早了一个时辰。该死，我又做了一次带头羊，如之奈何？
但我相信，脱去老羊皮袄迎接大繁荣的春天。此其时矣！
注：此文作于四届作家代表会议之前夕（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这两只“羊”投奔几家报刊，皆不得其门而入，廷至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七日，这两只受困之“羊”始得在羊城安家落户。
原载《羊城晚报》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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