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夫:桑东仁波切谈流亡藏人大选和民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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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是流亡藏人的大选年,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在今年上半年通过复杂的选举程序,再一次改选了他们的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在竞选过程中,外界也听说流亡藏人内部出现了一些矛盾,以及选举后达赖喇嘛对这次大选的批评。我一直很关心藏人民主制度的运作,却和大多数外人一样,对大选内情不甚了了。最近,藏人行政中央前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接受流亡社区媒体采访,坦率评论这次藏人大选,特别难得。桑东仁波切自从二○一一年卸任后,就回归了一个寺院僧人和佛教学者的身份,专心修行和研究,避免谈论政治。这次他面对藏人媒体谈民主选举,还澄清了前几年有人对他施政期间政策的质疑。仁波切的这次谈话,寓意很深,可圈可点。

为什么仁波切投了弃权票?

有一个民主ABC的问题,却不是每个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都知道答案:如果你对所有候选人都不赞同,你应该怎么投票?投票是选举人自由意志的表达,你可以对候选人作出比较,选一个相对较不坏的候选人。这是一种做法。还有一种做法是,投下弃权票。弃权票也是一种表达。

桑东仁波切在今年大选时没有去投票,等于是投了弃权票。仁波切在采访中,谈了他为什么不去投票的两个原因,一是竞选过程中候选人利用对手的缺点来攻击对手,有过多的个人层面的互相攻击;二是候选人在竞选中频繁利用达赖喇嘛的名字来宣扬自己,这种做法是“不可思议”的。

桑东仁波切是一个学者型的高僧,富有历史感和全球视野。他说,达赖喇嘛多年来推动流亡藏人的民主体制建设,但是民主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大选的竞选制度,却不是来自西藏文化,而完全源自西方文化。所以,仁波切提醒大家,藏人在拷贝民主制度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文化差异。竞选期间候选人和双方支持阵营之间互相攻击和竞选造势,是桑东仁波切对这次大选的主要批评。

候选人的互相攻击和造势,在欧美国家大选期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台湾和东南亚国家更是做得有声有色。我原来以为,流亡藏人社会在民主选举期间的所谓“负面竞选”现像也是不可避免的,也许是民主体制的必然一课。但是桑东仁波切的思考显然更深一层,他说,印度和美国等大国不受候选人竞选的太大影响,选举一结束他们的国家依然团结如故,但是流亡藏人是如此小的一个社会,如果仿效这种互相攻击的竞选方式,将会对西藏事业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

所以,桑东仁波切提出,藏人的民主选举应该对竞选的造势拉票活动有所约束,候选人可以持有不同观点,但不应该不尊重他人;可以反对他人的政策,但是从个人层面来说,大家必须平等。他特别强调要反对利用民众的宗派和区域情绪。他说,这次选举中的大部分弊病产生于造势和拉票过程中,影响了流亡藏人的团结,而团结对于一个处于危机中的西藏流亡社会,是至关紧要的。

二○一一年达赖喇嘛宣布政治退休,把一切政治权力交给了民选的藏人流亡政府,然后就有意识地和流亡政府保持一定距离,让民众和流亡政府在民主过程中学习民主,边学习边建设,使得民主制度逐渐完善和强健。从那时开始,流亡藏人和流亡政府就面临着一个不间断的考验,就是怎样既要搞民主,又要保持团结。团结是西藏流亡社会和西藏自由事业的生命线,桑东仁波切对此深思熟虑,在大选后作出了这个深刻的告诫。

世俗化和民主制度的改良

西藏流亡政府议会的议员是民选的,这些议员的名额分配有一个特殊性,一部分议员名额按照传统西藏三区的区域分配,另外一部分是按照藏传佛教的四大流派来分配的僧侣名额。这些僧侣名额是由僧侣们投票选出的,而僧侣选民也参加区域名额的投票。于是,僧侣要投票两次,而一般民众则只是一人一票。

这样的安排,近几年经常受到批评,特别是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藏人,他们批评僧侣选民的“一人两票”违背民主原则,也违背了民主政府的世俗化精神。

在这次采访中,桑东仁波切从历史角度对这一制度作出了条理清晰的解读。

很多年轻一代人可能不知道,如今西藏流亡政府在境内外全体藏人中的号召力和代表性,并非从来就如此。在中共进入西藏的时候,传统西藏三区在政治上并不统一,在宗教上有不同流派体系,各地在文化和心理上有很明显的区域差异。那个时候,百分之五十五的藏人不在达赖喇嘛的甘丹颇章政府的管辖之下。

正是中共入侵后,藏民族在政治和文化上处于危机之中,迫使藏人团结起来。桑东仁波切在采访中,犹如一位大学历史教授,讲述了这一过程。

在世俗层面,一九五八年,四水六岗的康巴和安多人给达赖喇嘛奉献了长寿祈祷和金宝座,正式表达了藏人不分区域拥戴达赖喇嘛为领袖的团结意志。这是当代史上一件富有深意的事件,可以视为藏人统一的民族认同和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开端。

但是藏文化还有一个宗教意识层面,藏传佛教的寺院是藏人社会结构的骨架,而藏传佛教有四大流派,传统上各自为政,历史上甚至发生过矛盾和冲突,佛教寺院的分散状态就意味着藏人民众的分散状态。同样,正是中共入侵后,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在藏区实行毁寺灭佛的“宗教改革运动”使得各派僧侣意识到了共同的命运。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后,各大教派领袖和主要高僧大德都先后出走。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年初,藏传佛教各大教派领袖们历史性地在两千多年前的佛陀成道处菩提迦耶召开会议,决议一致拥戴达赖喇嘛尊者为藏传佛教共同的领袖,从此以后所有僧侣团结起来。

当西藏流亡政府议会成立的时候,为了体现流亡藏人在区域和宗教方面的团结一致和足够的代表性,所以设计了不同地区代表和不同教派僧侣代表。桑东仁波切评论说,现在来看,这样的安排在加强团结方面是对的,而在体现民主原则方面则是可以讨论的。

历史上西藏政治有政教结合的传统,达赖喇嘛带领流亡藏人的民主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稳定而渐进的政治世俗化,倡导“世俗伦理”和“普世责任”,得到了世界性的推崇。而在政治制度上从“政教结合”到世俗化,需要一步一步的稳定渐进过程,这正是达赖喇嘛和藏人政治精英的智慧和高明之处。

动向2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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