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中央电视台从郭振玺与芮成钢先后被查，到叶迎春及沈冰两位女主播被官媒披露卷入周永康案，可以说是品牌价值大跌，尽管沈冰早已离开央视而去中央政法委工作。周永康在私生活方面的不检点是中共高层耳语已久的事情，在“刑不上常委”时代甚至被一些省部级官员认为是周身体健康的象徵。
民众一般认为，性道德堕落即便当事女方有之也是次要问题，根本上是中国社会权力欲望泛滥.非私权力分子对女主播的奸占或迫之在性行为上服从，与他们在其他方面滥用权力是一样的性质.
所谓非私权力，是指完全排除私域的社会优势，如政府官员可以运用公共权力谋私（贪贿和奸占），再如商业机构人士可用业内利益威胁和伤害他人。相对地，在纯私人权利方面有此所谓不道德行为却是可以原谅的，如公民个人花钱实现性消费（或嫖妓或找情人），毕竟这种行为不会造成对公众利益的伤害。之所以公权力在涉及性道德方面的作用应当被警惕，是因为其行为后果直接伤害公共利益──没有任何一位公民愿看到官员花公款去嫖妓或包养情人，尽管国人普遍欠缺纳税人意识.
性作为一种权力，有着它深刻宗教与历史原因。人类进入宗教成形时期后，性道德之为诫律主要目的在于保证人口的繁衍顺利，因为不节的性行为会带来降低生育率的疾病。而在历史上，性之所以形成精英阶层的特权，更是为保证精英阶层的繁殖水平。中国历史上，殷商时代性观念最开放，纣王之欣赏群交行为，是其政权始祖桑林祈雨（男女自由交配以感天地作阴阳之合）宗教仪式之演化。
中共最高权力层採取的性反腐动作是有巨大含义的，几乎所有重大贪腐案件的主角都会涉及有通奸行为。通奸行为无从置于法律处置，只能究以中共党纪之“家法”。但是，这种权力体系内部的追究无从改观整个社会的性道德观念，超额性消费已经全面侵入私权力领域。因此，“笑贫不笑娼”不只是一种复古现象，也使所有的权力进入权利化时代──权力容易在某个时刻被中止（如官员卸任），但其产生的权利化却无从中止（退休后还享有所谓待遇），期望性反腐刷新体制正确道德观念则完全没有可能。小县城大街电线杆上的雏妓广告无非是百姓版本，它迎合的仍是泛滥的权力欲望，纯私权力亦在其中。
民众多指官媒主动曝光叶迎春为周永康秘密情人是在掩盖中共整体性道德堕落的问题.这应当是性反腐一个意想不到的积极后果。甚至可以说，香港报纸或“八卦”地指称“后宫”现象或指“三女共侍一夫”，都超出了一般性道德层面而大力拓展了公众知情权。在此知情权扩展之后，正像民众希望反腐不能止于周永康一样，也要指向现任“七皇帝”──谁来为整体性道德堕落的现象负责？如果有一个人出来负责，这个人该不该主动离开权力核心层以示廉耻之心尚有？
文章来源：争鸣2014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