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注意到这个人，是因为听说他在网络上写了一篇文章，指责严打运动是某种恐怖主义，结果“因言获罪”，被杭州公安局追究，最后被罚款5000块人民币。后来昝爱宗为此又打了行政诉讼，在这种法治环境下，结果当然可以预见。据说昝爱宗为此还失去了原来的工作。
一年多以后终于在海洋报记者站见到了他，第一个问题，显得比较没文化——后来陆续见到的朋友也跟我彼此彼此，就是他的姓怎么念，昝爱宗就说起了西藏的糌粑，鄙人孤陋寡闻，西藏的糌粑是什么东西直到最近才终于知道是什么玩意，但是好歹从此多认识了一个字，多认识了一个朋友。根据中国的姓氏来历，我猜想，昝这个姓也许来自某个蛮夷吧，这也许可以解释昝爱宗那股拗劲，那种融合在血液里的不轻易低头的性格。
这种性格在他后来的大量文章里暴露无遗。比如他在给一个退休老人李瑞坏先生的信里所说的，退休了来杭州走走当然欢迎，但是出行就封锁周边道路，给老百姓造成不便，他心里就没有一点不安吗？而昝爱宗那天正好打的士经过附近，因为封路堵车，多付了好几块钱。不知道这份公开信有没有到李先生手中，也不知道他看后会有什么反应。那一阵来杭州旅游的江棋生先生对此有个评论，却让我记忆深刻。那就是中国的高级官员中只有官员意识，特权意识，没有一点点公民意识。官员更应该接受公民教育。萧翰先生也有一篇文章认为公民教育从名人抓起。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想那些退休的政治老人，如果能真心做点公民教育的基础工作，那真是公德无量。
我自己因为曾经给另外一个退休老人写过一些政治建议，结果招致一些压力，因此在后来有限的文字中，基本上不指名道姓，往往以抽象的专制体制来代替具体的批评对象，我知道昝爱宗所受到的压力其实比我更大，但是他似乎不以为意，给温家宝先生就连续写过好几份公开信。至于他笔下所批评的大大小小的官员，那真是不胜枚举。当然，这个社会的幽默之处是，被批评者啥事没有，财继续发，官继续升，而批评者承受更大的压力。
有时候我们一些朋友坐一起聊天，当问到昝爱宗面临的压力问题时，他回答的都很简单，没啥事，没啥事。
然后会重复一些基本的看法，比如说，，看到不公正的事，总要说点话。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有一天新闻放开了，那就可以有地方说话。是啊，经过那么多年，那些高亢的理想都显得有些不合适宜，我们的诉求也变得那么低调，那么平实。也就是说说话。人总不能不说话吧。
我想有关当局面对这种低调，平实的诉求的时候，可以显示的有些底气，有些风度，那就是让他们说说话又何妨？！毕竟坦克和军队在你们手里啊。
但是7.29萧山党山事件发生之后，有些机关显然是如临大敌，对言论的控制效率真是让人佩服。党山事件发生就发生在这个城市，但是似乎大多数市民都根本没有听说过。我的一个媒体朋友说，宣传部门跑的比刘翔快多了，宣传部门甚至跑的比时间还快，在事件本身还没有传递到他们这里的时候，宣传部门的禁令就到了。
这个事件，我虽然听到了一些传闻，但是真相如何，实在没有概念。过了几天，看到了昝爱宗要求调查并公布事件真相的文章。我想昝爱宗这话说的及时。很多人说过，党的宣传部门似乎在与党本身为敌，箍制真相，让谣言满天飞，难道真的有利于共产党吗？有关当局起码应该有这个智力，那就是真相的杀伤力永远比谣言要小一些。
但是我还是忘记了西北狼先生的“三千万理论”——其中一个是，千万别低估当局的愚蠢。过了两天，昝爱宗先生因为涉嫌传播谣言，危害社会而被杭州公安传唤，电脑被扣押。又过了两天，在新闻出版总署的直接压力下，昝爱宗所在单位要求收回他的记者证，停止一切活动。
7.29教堂拆毁事件，还在等待真相的阳光和人间的公义，而昝爱宗看来要被迫重新找工作了，为了说点话，他付出了代价，而他也表示将继续说下去。我想，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出来说点话，为真相，为他，为我们自己。
作者文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