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注意到这个人,是因为听说他在网络上写了一篇文章,指责严打运动是某种恐怖主义,结果“因言获罪”,被杭州公安局追究,最后被罚款5000块人民币。后来昝爱宗为此又打了行政诉讼,在这种法治环境下,结果当然可以预见。据说昝爱宗为此还失去了原来的工作。

一年多以后终于在海洋报记者站见到了他,第一个问题,显得比较没文化——后来陆续见到的朋友也跟我彼此彼此,就是他的姓怎么念,昝爱宗就说起了西藏的糌粑,鄙人孤陋寡闻,西藏的糌粑是什么东西直到最近才终于知道是什么玩意,但是好歹从此多认识了一个字,多认识了一个朋友。根据中国的姓氏来历,我猜想,昝这个姓也许来自某个蛮夷吧,这也许可以解释昝爱宗那股拗劲,那种融合在血液里的不轻易低头的性格。

这种性格在他后来的大量文章里暴露无遗。比如他在给一个退休老人李瑞坏先生的信里所说的,退休了来杭州走走当然欢迎,但是出行就封锁周边道路,给老百姓造成不便,他心里就没有一点不安吗?而昝爱宗那天正好打的士经过附近,因为封路堵车,多付了好几块钱。不知道这份公开信有没有到李先生手中,也不知道他看后会有什么反应。那一阵来杭州旅游的江棋生先生对此有个评论,却让我记忆深刻。那就是中国的高级官员中只有官员意识,特权意识,没有一点点公民意识。官员更应该接受公民教育。萧翰先生也有一篇文章认为公民教育从名人抓起。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想那些退休的政治老人,如果能真心做点公民教育的基础工作,那真是公德无量。

我自己因为曾经给另外一个退休老人写过一些政治建议,结果招致一些压力,因此在后来有限的文字中,基本上不指名道姓,往往以抽象的专制体制来代替具体的批评对象,我知道昝爱宗所受到的压力其实比我更大,但是他似乎不以为意,给温家宝先生就连续写过好几份公开信。至于他笔下所批评的大大小小的官员,那真是不胜枚举。当然,这个社会的幽默之处是,被批评者啥事没有,财继续发,官继续升,而批评者承受更大的压力。

有时候我们一些朋友坐一起聊天,当问到昝爱宗面临的压力问题时,他回答的都很简单,没啥事,没啥事。

然后会重复一些基本的看法,比如说,,看到不公正的事,总要说点话。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有一天新闻放开了,那就可以有地方说话。是啊,经过那么多年,那些高亢的理想都显得有些不合适宜,我们的诉求也变得那么低调,那么平实。也就是说说话。人总不能不说话吧。

我想有关当局面对这种低调,平实的诉求的时候,可以显示的有些底气,有些风度,那就是让他们说说话又何妨?!毕竟坦克和军队在你们手里啊。

但是7.29萧山党山事件发生之后,有些机关显然是如临大敌,对言论的控制效率真是让人佩服。党山事件发生就发生在这个城市,但是似乎大多数市民都根本没有听说过。我的一个媒体朋友说,宣传部门跑的比刘翔快多了,宣传部门甚至跑的比时间还快,在事件本身还没有传递到他们这里的时候,宣传部门的禁令就到了。

这个事件,我虽然听到了一些传闻,但是真相如何,实在没有概念。过了几天,看到了昝爱宗要求调查并公布事件真相的文章。我想昝爱宗这话说的及时。很多人说过,党的宣传部门似乎在与党本身为敌,箍制真相,让谣言满天飞,难道真的有利于共产党吗?有关当局起码应该有这个智力,那就是真相的杀伤力永远比谣言要小一些。

但是我还是忘记了西北狼先生的“三千万理论”——其中一个是,千万别低估当局的愚蠢。过了两天,昝爱宗先生因为涉嫌传播谣言,危害社会而被杭州公安传唤,电脑被扣押。又过了两天,在新闻出版总署的直接压力下,昝爱宗所在单位要求收回他的记者证,停止一切活动。

7.29教堂拆毁事件,还在等待真相的阳光和人间的公义,而昝爱宗看来要被迫重新找工作了,为了说点话,他付出了代价,而他也表示将继续说下去。我想,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出来说点话,为真相,为他,为我们自己。

作者文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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