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位优秀代表。不过,对于他采用的特定文学形式(报告文学),对于他的思想以及他所扮演的角色,也一直存有争议。这里我不妨对此略作分析。

(1)关于报告文学

刘宾雁的代表作《人妖之间》和《第二种忠诚》都属于所谓报告文学。有人对报告文学这种体裁提出批评,以为它不符合西方新闻规范。这种批评未免不得要领,因为在当年,正如刘宾雁多次指出的那样,作家的言论空间要比学者记者都大得多。《人妖之间》得不到省、地、县任何一级党委批准,不可能作为新闻通讯发表,更不可能上《人民日报》,可是当它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投给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却发表了。你可以说报告文学这种形式有点不伦不类,但是在当年的形势下,偏偏是采用这种特定形式的文字能够最大限度地抨击时弊。不用白不用,我们又何必计较它的不伦不类呢?

按照现今的一种分类法,文学可分为虚构文学和非虚构文学两大类。中国的报告文学大致可归入非虚构文学。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例子——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作者称之为“文艺性调查初探”(见该书扉页)。这不和“报告文学”一个意思吗?《古拉格群岛》决非虚构,但它又不仅仅是自传,也不是口述历史,不是采访录,不是调查报告,不是资料彙编,不是学术论文。和中国的报告文学一样,古拉格群岛也有点不伦不类,也是报导与文学不分;在《古拉格群岛》里,也充斥著作者的主观描述,感慨,议论,甚至还有对别人的心理描写。近些年来,非虚构文学在中国在西方都大行其道,因为它既满足了现代人对真实的需要,又富于文学的魅力。人们当然可以对非虚构文学这种形式进行批评,不过那已经是另一个问题了。

(2)关于社会主义情结

刘宾雁有社会主义情结不足为奇。不少原共产国家的大名鼎鼎的异议人士都有社会主义情结。例如备受中国异议人士推崇的哈维尔。在77宪章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哈维尔仍然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后来他放弃了这个概念,但他表示那不等于放弃了某些实质性的东西。1986年,在同卡雷尔。赫维兹达拉进行的自传性谈话中,他又花了大量篇幅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对他本人所创造的一些新概念的理解和使用。这段话对理解瞭解他整个的思想、立场(包括他当总统之后在别人看来也许是重要改变尽管实质上未变)有很大的意义。哈维尔说:“我摒弃‘社会主义’这个词完全是因为我向来反感那些过分固定的、因而从语义上讲也就失去意义的范畴,反感那些空洞的意识形态术语和咒语。它们把思想僵化在固定概念的封闭结构里,而且越封闭就离生活越远。我在文章中不时地使用我自己的创造的概念,‘后极权主义’、‘反政治的政治’等,但这些祇是一些偶然的概念,用在某个具体的上下文或特定的气氛中,为了某个具体的表达对象或某篇文章;我从未感到必须要重复使用它们。它们服务于具体情境中的语义目的,幷不是固定的概念。简言之,我不再称呼自己为‘社会主义者’幷不意味着我改变了我的政治观点。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我仍然把自己称为‘社会主义者’,我也没有把自己定位在某一特定的政治和经济原则、理论或意识形态,或定位在改造世界体制的某些方案上面。对我来说,‘社会主义’是一个更加人道、更加道德和更富有感情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我曾是一个佩劳特卡、切尔尼那样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也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说到底,历史上有这样一些时期——每一个站在受压迫和受屈辱人们(即不是站在统治阶级一边的人)都把自己称作社会主义者,每一个反对不应得的优先条件和世袭特权、反对榨取无权者的劳动、反对社会不公正以及贬损人、令其服务于他人的人们,都把自己称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也曾经是这样一个‘富有感情的’和‘符合道德’的社会主义者,今天我依然如故,唯一的区别是我不再使用这个词来表述我的立场。”

刘宾雁不是理论家,他不曾对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给出过明确的定义。不过我们可以从他的有关言论中瞭解到他的思想脉络。刘宾雁在晚年不止一次表示他对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的夭折甚感惋惜,可见他更欣赏的是杜布切克式的“有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他曾经对来访的记者说:“人类的社会主义试验是失败了,社会主义制度确实有根本性的缺陷,但是人类在二十世纪付出了这么大的牺牲,难道最后轻描淡写地说一声‘我们选错了道路’,再退回原处另寻蹊径?”。这使人想起来自波兰的持不同政见者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鲍曼后来定居英国,在西方思想界颇有影响,近几年来国内也翻译出版了他的不少著作。鲍曼说,在八十年代之初,他曾经对团结工会抱很大希望,他认为假如团结工会不受镇压,将把波兰引向他所喜欢的那种社会主义。可是等到八年后团结工会复兴,鲍曼却感到沮丧,因为他觉得有一种强大的趋势在把波兰引向他幷不喜欢的方向(也就是所谓资本主义的方向)。鲍曼和刘宾雁一样,他们既反感和反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又不喜欢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总希望还能摸索出一种第三条道路。和刘宾雁一样,鲍曼承认包括他强烈认同的社会主义计划的现代性正在走向失败。但是鲍曼希望致力于理解它为什么会失败,以便在其残骸中还能抢救出些什么。不过后来鲍曼幷没有花什么精力去研究社会主义,他把研究的问题转向了现代性和后现代。在我看来,鲍曼的转向很重要。它表明他们所感到的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问题其实不是所谓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现代性的问题,是后现代的问题。刘宾雁未能意识到这一点,这当然是令人遗憾的。然而晚年的刘宾雁更坚定地反对一党专制,更清醒地意识到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平台的重要性,这就够了。至于他的社会主义情结无非也就是在自由民主的基本框架下坚持一些和西方社会民主党人类似的主张,故而无可厚非。

不错,倘若用西方的左右派的标准去衡量刘宾雁,刘宾雁应属于左派。虽然我也和一些朋友一样对西方的左派颇多微词,但严格说来这和刘宾雁没有多大关系。毕竟,刘宾雁是处在中国的语境中。米奇尼克早就注意到西欧左派知识分子和东欧知识分子(即共产国家的知识分子,幷不限于东欧的)的关怀有所不同:对前者来说,“最基本的概念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我则是极权主义和反极权主义”。我这里还要补充一点的是,在八九剧变之后,西方的左右派之分对我们也变得不重要了。如果说在过去,西方的左派由于不满于资本主义,所以有不少人会对社会主义想入非非,幷进而对现存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表示向往,那么到了八九之后,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即便不是放弃了社会主义,起码也是对原有的社会主义概念作了大幅度的修正。更重要的是,八九后的中国“不问姓社姓资”,实际上是大步走向“资本主义”(打引号,以示其与正版资本主义有别),事实上,今日中国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不社会主义(看一看今日中国的基尼系数与失业率之高,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的匮乏,“领导阶级”沦落为弱势群体就够了)。所以,很多西方左派(例如已故的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转而对中国持严厉批判立场。与此同时,西方右派对中国的态度也有变化或分化。右派比左派更认同资本主义,因此对毛时代的中国,右派比左派更反对。可是自从中国开始大刀阔斧的私有化改革后,不少西方右派便转而对中国赞赏有加,比左派还更甚。这就是说,西方政界和知识界对今日中共政权的态度之分野,已经和他们的左派右派的身份不大相干。尽人皆知,在当今西方,最支持中共的势力主要是来自商界,而这些商界人士很多是属于右派的。

(3)关于“第二种忠诚”与“刘青天”

刘宾雁提出的“第二种忠诚”影响很大。按照刘宾雁,第二种忠诚是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坚持正确意见,敢于和党内错误的东西作斗争。但是也正如刘宾雁自己说的,“第二种忠诚”里应该说的是对共产党的忠诚.这就免不了招致很多批评。不过依我之见,批评者多半是祇见其一不见其二。不错,第二种忠诚还是为了共产党好,但问题是,对于这种为党好,党自己吃不消。对极权统治者而言,一个官方意识形态的虔诚信徒很可能是自己的敌人,而且还是那种特别难打发的敌人。就因为他们对你那套门面话太当真。我先前指出:专制统治的特徵是暗示。它公开说的未必是要人们当真相信,而它要人们当真相信的它常常不公开地说。一旦人们要求它把公开说的兑现,或者是,一旦它感到它必须把它要人们当真相信的那一套公开,专制就走到了末路。这也就是吴思先生的潜规则理论。

分析起来,共产党公开讲出的话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要求你真的去照着做的,另一种却是不希望你去照着做,甚至唯恐你去照着做的。例如毛泽东号召大家要敢于提意见,要“五不怕”(不怕降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但问题是,如果人们真的都“五不怕”起来,专制统治者还有什么手段可以控制大家呢?刘宾雁《第二种忠诚》里的两位主人公以及刘宾雁自己,最后都被体制所不容,那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刘宾雁被誉为“刘青天”。“青天”一词在今天幷非全是褒义。夫“青天”者,一是说你“青”,一是说你属于“天”,即属于统治集团。毕竟,祇有身居官位者才有可能成为青天。刘宾雁幷不是官而祇是记者,但他是中共中央党报的高级记者,在中共的干部编制内早就属于高级干部。应该承认,刘宾雁在当年能够接触到若干敏感题材,他的文章能发挥那么巨大的影响,那是和他在体制内拥有较高地位,他的文章能发表在中央级官方报刊上分不开的。在官方报刊上发表文章,不仅印刷量大,覆盖面广,而且还会有一种超出文章本身的权威性:你的文章发表在官方报刊上,那说明你的文章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官方报刊的级别越高,文章的这种权威性就越强。《人妖之间》要不是发表在《人民文学》上,而是发表在海外什么刊物,或者是发表在民主墙的某家民刊,其效果就大为两样。我们知道,索尔仁尼琴是凭着那部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而一夜成名的,小说写的当然很好,但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是发表在苏联官方第一家文学刊物《新世界》上,而且是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发表的。

在共产专制国家里,如果你借助于体制内的位置,借助于官方垄断的言论阵地,你可以比较容易地赢得更广大的名声,你可以使自己的思想更迅速更广泛地传播开去。但与此同时,你也就使自己的声音受限于当局的控制。如果鱼群祇是想怎样从网眼里钻过去而不是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抗争,那个渔网就不会被突破,就可能永远存在下去。诚然,当着时机不允许的时候,借助于官方的言论阵地打擦边球,未尝不是明智之举;然而当着形势提供了开创自主性公共空间的某种机会时,我们却不去开创它而依然热衷于在官方的画地为牢中活动,那就是愚蠢的过错了。这就是为什么在当初我要对包括刘宾雁在内的那些有自由化倾向的知识分子们提出批评的原因(参见我的《民主墙:十年后的反思》)。

应该说,在体制内揭露时弊和推动言论开放等方面,刘宾雁做得相当出色。刘宾雁虽然前后祇有不到9年的时间在官方报刊上发表文章,但是却造成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在知识界文化界,尤其是在普通民众中赢得了极高的知名度和道义感召力,以至于在他年迈病重之际,当局仍不敢允其回国。他的这种成就多半还是来自他在体制内的写作和活动。但刘宾雁如果总是停留在体制之内,那么我以为他的成就和人格还是不充分的。更可贵的是,刘宾雁能够不断地突破和超越。在被第二次开除出党之初,刘宾雁还很有些焦虑。他倒不是焦虑于失去党籍,而是发愁被剥夺了在国内公开发言的机会。不过很快地他就释然而坦然了。因为他意识到和那个体制的决裂是无可避免的。对知识分子而言,坚持独立的立场才是最重要的,言论自由才是最宝贵的。你可以说刘宾雁晚年的思想还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的是,晚年的刘宾雁以他对知识分子独立性的坚持,对专制政权的不屈服以及对言论自由的不懈追求,为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

作者文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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