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我被人称作“愤青”的时候,一时间欣欣然。多次跟人说起,甚至让老外明白“angry youth”的当下意义,我国社会有一种愤怒的要素将要推进变革。但是,很快地,愤青就成了一个贬义词,一种显得不懂事不温柔敦厚不自由主义的说法儿;我跟李慎之说起的时候,他那时正在鲁迅胡适的比较中坚定地高抬胡适,他沉默一会儿,开口说:如果你是愤青,我就也是愤青,还有鲁迅,中国最大的愤青。我诚惶诚恐,这叫怎么说话呢,我是愤青,您怎么能是愤青呢,您怎么着也应该是愤老啊。慎之笑,我后来想,那笑很苍凉、落寞。我国老人的笑声多是落寞的,但好在慎之有愤。

再后来,“愤青”完全成为一个负面词汇了。我国的子民跟体制一样,其文化的展开,总是不自觉地呈现出毁灭、玷污美好事物的趋势。他们在人生的过程里毁灭、玷污了爱情,他们在社会的生活中玷污了超女那样的青春,他们在国际社会里玷污了地球村;不但如此,他们还以发展的名义遗弃了传统,以物质的名义毁灭了精神,以中国的名义告别了文明。比较愤青与俄国社会的末叶的“多余的人”,或欧美社会的“垮掉的一代”,我们可以看出,多余的人、垮掉的一代都在人格精神和实践上大大丰富了他们的社会,愤青本来也是有强烈的社会意识、坚定表达并自我成全的人,却在我们的社会里最终成了一种创造性为零为负数的姿态。并且愤青一变再变成为一种情绪,一种学院、网络上的愤怒游戏,一种“书斋的革命”,一种戴着面具的流氓,一个脑子有点“贵恙”的一根筋患者或原教旨主义者,甚至称呼原教旨主义都高抬了愤青,因为他们涉世不深,是没长大也长不大了的类人孩。于是左愤也好、右愤也好,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社会的寄生或边缘角色,他们就像跑到异国他乡去的中国人,都对他们身在的社会文明进程缺乏正向的贡献。毛泽东当年曾愤怒地指责一种教条主义者,说他们的教条充满肃杀之气,一点也没有价值,连大粪还不如,大粪还能肥田,他们的教条什么都不是。这种评价,完全可以移用于当代的愤青中的极端主义者流。

因此,我几乎是羞愤地关注着我国的愤青们。看着他们一脑袋的浆糊,他们的灵性在观念名词的缠绕和重负下被窒息,他们失去了正常的人性和正当的喜怒哀乐,我就有一种大恸至极的愤怒。我不好意思说,真正的愤青至少应该是我这样的;也许应该说,真正的愤青是鲁迅、李慎之等先生那样的,那样才是一条汉子,才是梁启超们千呼万唤的“新民”。甚至说,即使负面意义的愤青,也应该是立志立身高远的小平头阶级,是他们力争上游、把自己提升到国家社会层面充当“历史车轮”或善或恶的意气人生……用缥缈先生的话说:“愤青者,惟胸中有愤必泄之而后快者也。”

事实上,缥缈的《愤青史记》让人看得回肠荡气,心叫痛快,就是他写出了我们中国人中真正的愤青。他从历史取材,选取了陈亮、严蕊、汲黯、王安石、傅青主、韩信、张籍、吴起、朱彝尊、庄子、屈原等十几位人物,把他们精彩绝伦的诗意、快意、恨意人生呈现给当代人。让我们重温自家文化历史中有那样英武伟烈的性格,有那样汪洋恣肆的胸怀,有那样气冲牛斗的男儿,有那样柔肠裂帛的女子……即使那些奸恶愤青,如来俊臣等人,缥缈也写出了他们于连式的自觉,他们对至高功名的博取,以及他们对同胞生命至高的轻蔑。

我国人民素以历史悠久、文明光华灿烂自得,但在缥缈笔下,真正可传者不多,在这部自称“史记”的书中,也就十几位人物可歌可泣。在古人自己也多半同意的“万古如长夜”的华夏历史演进里,真正“不平则鸣”的愤青可圈可点,并没有数不胜数。就是说,大多数人消失在历史的暗夜中了,只有少数人,如缥缈笔下的那些愤青们,才如流星划过历史的天空,至今让我们感念。我们虽然不能以平常的人性揣测他们的喜怒哀乐,却能感受到他们每一个人身上散发的愤懑之气,穿越历史的黑幕,扑面而来。我们今天回看沉重的历史,反思当下混浊的中特生活,可以说,这些愤青之所以打动我们,是在于他们最早突破儒家伦理,或说突破华夏畜群集体,而直抵个人本位,直抵个体心灵。就是说,如同儒家伦理自得自我标榜的“天地正气”一样,真正的精神气魄,上则星汉,下则河岳,于人曰愤青,沛然庄严,心有忧患,意有所结,冲决伦理社会的网罗,有如晴天里的风暴,奇特地装饰了庸常的文明,并安慰了后人。于是,不仅愤青后的愤青,就是今天的我们,千载以下,看到愤青们的人生,犹为叹息。因为他们成就了我们文明里少有的人性之美。

以道德感看历史,我们多半要称说那些圣贤君子,那些仁人志士,那些忧国忧民的义士;但以现代性的眼光,尤其是以其最本质的个体本位来看历史,也许人们应该向愤青们行注目礼。天下、苍生、华夷、王道……等等,在愤青心中没有份量,用毛泽东的话,那是一钱不值的东西。愤青也在追求某种东西,那种东西更是他们精神气魄欲望的高度统一。他们的人生构成命运借以书写的经典文本,他们亦正亦邪,或正或邪,但他们一直努力在实现那种东西,虽然,命运未必顺如风帆,但对他们来说,“难回者天,不负者心”。

对我国这样一个集体伦理远高于大于重于个体的文明而言,愤青可能是真正突破文明的人格形式,即是一种真正的新人、新民。即使西方,群己权界远比我国社会清晰的地方,从启蒙运动、到浪漫主义、到女权、环保,也是一大群甚至整整一代人做了愤青,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所有其他的现代性幻象追求,如一百多年来我国社会流行过的,“好人”(丁文江、胡适之语)、“诤友”(胡适之、傅斯年语)、红卫兵(官方张罗的)、80年代新一辈(流行唱说的)、新人类、新新人类、好市民、公民……都显得一厢情愿,虽然温柔敦厚却终于帮忙帮闲,虽然姿态叛逆如戏却无济于事。可惜,现代中国的愤青并不多,从陈独秀、鲁迅们算起,并不多见,就像缥缈笔下的历史上的愤青不多见一样。我们知道,新人、新民是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的社会运动来成全的。转型社会的愤青不多,正说明转型的艰难,它离传统专制中国并未走出多远。

写人的著作多多,但少有缥缈这样文史贯通的个人写作。尽管作者对愤青的定义并不精准,对人物的选取不无随意,书中文字却是精练而富人情,气壮盛而生动。我们在《愤青史记》中,可以看到司马迁的影子,可以看到孔子的笔意。作春秋者其有忧患乎,作愤青史记者,其人有愤懑乎?作者叙述得那么平实,但我们却仍然感到对历史的评叙中,时时在敲击着我们内心。“大雅久不作,风衰竟谁陈?”作者心性为愤青,却不得不在岁月的淘洗里举重若轻,自做缥缈状,《愤青史记》的文字也确实缥缈无状,起止随意。但是,现实生活的缥缈无名、拔剑难寻,却可以借他人酒杯来浇心中块垒。就像恩格斯说过的,必须研究我们的历史。在历史人物那里可以兴观群怨,可以找到我们自身的价值和认同。一部《愤青史记》再次证实,新天新地新的人类并非横空出世,而是从历史中点滴积累而来,其中人们呼唤的所谓公民或新新人类,其实早有他们正当的历史人格形式:愤青。

可惜的是,对于“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的历代愤青而言,人间世,多的仍然只是“乡愿”,这些乡愿们……“阉然媚世;所谓非之无举,刺之无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与狷狂者异矣(《论语正义》)!”

所幸者,凡一代必有一代之俊彦与勇者,孑立于中华历史,俯仰天海苍茫,点染曙色熹微。

作者文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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