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27日，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等中国问题专家，从中国大陆，北美和欧洲邀请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聚会美国新泽西，举行题为《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转型问题》研讨会。会上，具有不同专业领域、学派倾向和职业的专家，探讨如何解读郎咸平现象，人大搁置物权法草案，西山会议以及风起云涌的所谓群体事件及其之间关联，进而分析中国改革的问题、动力机制、前景与应有的选择。对于中国存在严重问题，专家高度共识；但对中国问题的动因，前景和解决途径，专家们则热烈讨论。下面是《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发言。
中共仍然是以高压维护其统治。如果说现在的压迫看上去不太严厉，那也是因为这种高压已经实行了好几十年，因此已经在民众心目中形成了强烈的恐惧效应。中共从“6.4”中吸取的教训是，要尽量把所谓“动乱”扼杀在萌芽状态，这就必须始终摆出强硬立场，不要让人们对当局抱幻想、抱希望。民众越是对当局抱幻想、抱希望，他们就是敢于说出自己原先不敢说出的话，越是敢于提出原先不敢提出的要求，其结果就是对当局形成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当局要压制就必须花更大的气力（如果能压得下去的话），到头来其形象反而会受到更大损害。从江泽民到胡锦涛，都采取强硬姿态，其目的主要是维持和巩固自“6.4”以来中共专制政权的威慑力和恐惧效应。这不是表明他们的强大和自信，而是表明他们的脆弱和心虚。
胡锦涛政权虽然也未必不想对贫富悬殊略加缓和，对贪污腐败略加约束，使弱势群体的境遇稍有改善，但是他们决不容许民众采取公开的集体行动，自己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当局可以部分地满足民众的物质要求，但是他们最惧怕的是民众由此而获得独立的集体行动的能力。此外，当局也拒绝实行真正的法治，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为当局深知，现存的财产分配格局是建立在极大的不公正之上，一旦民众可以根据法律据理力争，他们很可能会对权贵私有化进行正当的清算，从而也就威胁到专制政权本身。
有的幕僚经济学家也承认，在有民主参与和公共监督的条件下实行私有化固然很好，但是不具现实可能性，而我们又不能放弃对国企的改革，现在这种改法既然有效地推进了私有化进程，虽然也造成一些不公正的流弊，但毕竟不失为一种次优选择。但问题是，在没有民主参与和公共监督的条件下推行私有化，权势者们势必会借机大发改革财，把国有财产揣进自己的腰包，这就是对全民的剥夺。被剥夺的民众不能不起来抗争。这在权势者看来自然是“犯上作乱”，所以政府就出手镇压。那些幕僚经济学家们发现自己已经骑虎难下，为了维护“改革成果”，他们也只好默许乃至支持政府镇压。这就叫“路径依赖”，你说了一就得说二。强盗只是想抢东西并不是想杀人。强盗只是害怕别人告发才杀死被抢者和目击者。幕僚经济学家把权贵私有化路线称为“次优选择”，可是这个所谓“次优选择”，不但导致了巨大的社会不公正，而为了保护这种不公正，为了防止被剥夺者追究剥夺者，它不得不进一步强化对民众正义抗争的暴力镇压。这就是次优选择所必然带来的更大的罪恶。不错，也有一些幕僚经济学家对权贵私有化的现状感到不安，他们也试图呼吁当局实行法治，着手政治改革。可是，他们既然支持了、起码是认可了或默许了权贵私有化路线，他们的呼吁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它更“不现实”。如果在改革之初，我们大家就一道向当局施加压力，迫使当局实行分权制衡，保障基本人权，那还不过是要求当权者放弃他们不应有的政治特权，大不了无非是和反对派和平地、平等地竞争权力，因此，要当权者们接受我们的要求还并不特别困难。可是等到现在，权贵私有化已经泛滥成灾积重难返，再要他们这样做，那就不仅仅是要求他们放弃政治上的特权，而且还是使他们面临经济上的被追究，那就很有可能把他们之中的不少人送上经济犯罪的法庭，这难道不是更困难得多吗？
中国的经济确实取得了惊人的发展，被人称为“中国奇迹”，还有人把它概括为“中国模式”。这种模式为什么能造就中国奇迹？大约有以下几条原因。
首先，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政府独断专行，不在乎公众的压力；由于社会上缺少反对与制衡的力量，政府拥有强大的镇压能力，也更有能力贯彻自己的决策。其次，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例如禁止独立工会），使社会高度稳定；又由于政府不受挑战，不可替换，对经济活动有很强的控制力，政府的行为就有更强的一贯性和可预知性，这就更容易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同时还能比较有力地防止国际经济震荡对国内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是在一党专政下推行经济改革，官员们发现他们可以借改革之机大发其财，因此转而对改革大力支持。政府官员公然把公共资产据为己有，一步到位完成私有化；由于权钱交易，越是权力大的人越是有可能在短期内积累起雄厚的大资本，这就有利于建立大企业或者是把原有的国营大企业私有化，从而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另外，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不少领域──主要是政治领域──被列为禁区，这就使得更多的人们不得不投身于经济领域；再加上精神真空的出现，人们的贪婪与物欲空前解放，这无疑也对经济发展有火上浇油、推波助澜之效。有个印度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们对底层中国人追求财富的冲动产生极深的印象。印度底层社会的穷人整日忙于发宣言，开大会，奔走呼号，要求政府公平分配，呼吁富人们解囊相助。中国的底层民众由于对社会公正失去希望，只好反过来自谋出路，自力救济。这就是说，高压下的不公正反倒成了促进经济的力量。
但是，中国的私有化改革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整体缺乏合法性。俄国和东欧各国的私有化改革和经济发展不管有多少问题，但毕竟是在有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民众是认帐的。
虽然十几年来这些国家多次政党轮换，但并没有发生过“秋后算帐”
的问题。而中国的私有化是在没有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这种私有化的结果就不会被世人所承认，由此形成的财产分配格局就没有合法性。譬如当今中国惊人的贫富悬殊，不少人以为可以通过强化税收建立社会保障系统来解决。可是，这种做法的前提是承认富人拥有的财产基本上是合法的，来路是清白的。然而尽人皆知，在中国，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尤其是那些权力集团中先富起来的人，其财产基本上是不合法的，来路是不清白的。所以，今日中国的问题，主要还不是通过强化税收建立社会保障系统，而是把权势集团掠夺的财产归还给被掠夺的人民。在中国，“秋后算帐”的问题是回避不了的。当局力图维持高压，指望着用时间把黑钱漂白。如果它压制不住了，会引出何等混乱的后果，可想而知。如果到那时才匆匆引进民主机制，也难收立竿见影之效。但是如果它竟然凭着高压挺过去了，那只会使得它变得更加蛮横更加蔑视自由民主。那必将对整个世界造成莫大的灾难。
首发多维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