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生动概括

“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完成没有不超额的,竣工没有不提前的,节日没有不祥和的,妇女没有不解放的,决策没有不英明的,路线没有不正确的,形势没有不大好的,贪官总是极少数的,团结总是紧密的,拥护总是一致的……”

这一段顺口溜可以看作是对当代中国的生动概括。顺口溜越是盛行,现实中的我们就越是无奈。名流教授会向你解释,你今天的无奈都是基于你的无能,不能怪别的。他们会编织出一套似是而非的抽象理论,头头是道,吐沫四溅,你听得云里雾里,他讨了欢心和实惠。房地产大鳄高居金山银行之上,将贷款购房者斥为“房奴”。权贵号召人们要“爱国爱党”,在他们的辞典里,“国”即“党”、“党”即“国”,“爱”者即“听话”也,至少要表现出听话。简而言之,你不要成为公开指出皇帝没衣服的那个小孩,大家心照不宣,不要把这层透明的窗户纸戳破,心里明白,嘴上没说,你就是良民。

面对顺口溜所概述的这个时代,我们可以装聋作哑的沉默,我们可以装疯卖傻的游戏,我们可以天昏地黑地娱乐,可以挖空心思地赚钱。一句话,我们可以按生物的本能选择自己的生存,可以在统治者划定的圈圈里尽情地舞蹈、放声地歌唱,只要它老老实实、不乱说乱动,我们就会活得“自由”而潇洒。当然,我们知道即使娱乐,如果稍有越轨,说出了哪怕一点点真相,那也是不允许的。做过多年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长的刘忠德,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了这样一件事。赵本山有一年春节晚会演一个“一串王八蛋”的小品,节品本来有讽刺乡长大吃大喝的内容,如顺口溜中所说:

“中央干部忙组阁,省级干部忙出国,地县干部忙吃喝,区乡干部忙赌博,村里干部忙偷摸,学生干部忙爱国。”

正常渠道不通,顺口溜就出来

乡镇官员大吃大喝早已不是什么秘密,然而这样的节目就是通不过审查。部长大人“看了三四遍”,最后楞是给改了,也是反复改了三四遍,理由很堂皇:“乡长是我们政权最基层的干部,非常辛苦,不能这样讽刺。”依此类推,各级官员毫无疑问都是不能讽刺的,更不用说直接的批评了。

鸣呼,当普通民众所有表达意愿的正常通道都被无情的堵死,当新闻媒介被架空社会公器的职能而沦为权力的传声筒和娱乐机器,除了饭桌上谈论国事,在菜市场骂几句,在公园发发牢騒,我们这个铁桶般的灰色江山,没有公共空间,没有正当的批评渠道。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短信、网络或口耳相传等方式,相互传递一些顺口溜,几乎就成了民众对社会现实表示某种心态的载体。

朝代越衰败,民谣越流行

顺口溜在我们这个古老大国是有久远的历史的。在长期的专制统治下,顺口溜、打油诗或者叫民谣从来没有断絶过。越到了一个朝代走向衰败时,民谣就越流行。远的如秦末的“亡秦者,胡也”;东汉末年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还有讽刺董卓的“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元末的“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明末的“十八子,主神器”;乃至“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等等。近的如一九七一年举世震惊的“九一三”事件后,大为流行的“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那首民谣;在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覆灭前夕,“黄埔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之类的民谣就已传开了。

这些或出自佚名作者的创作,或是在流传过程中集体智慧的结晶,所表达的或对改朝易代、时代变迁的愿望,或是对权臣奸佞、贪官污吏的痛恨,或是对某些清官、明主向往,或是对社会风气转换的感慨。比如关于“官场言论准则”的:“对上级甜言蜜语,对舆论豪言壮语,对外花言巧语,对群众谎言假语,对同事流言蜚语,对下属狂言恶语,对情妇温言细语,对自己胡言乱语。”

再如关于“吃”的:

“官场吃公款,商场吃‘回扣’,赌场吃‘洗钱’;工人吃低保,医生吃‘红包’,警察吃罚款,编辑吃‘版面’,学校吃‘择校费’,演员吃‘出场费’,运动员吃‘身价费’,小姐吃‘青春磨损费’……”

一滴水可以见太阳

毋庸讳言,这些顺口溜确已成为无权无势的民众自我取乐的方式,一种属于“台上他讲,台下讲他”的发泄苦闷的方式,同样传达出无望、无助又无力的普遍社会心理。

以往的顺口溜都是口头创作,靠的是口耳相传,如今,顺口溜插上短信、网络的翅膀,已经是无远弗届、无子不入。这是顺口溜在传播手段上的现代化,究其实质还是没有什么变化,依然是民意的一种反映。在新闻不自由的地方,顺口溜就有广阔的市场。不能在公开媒体上直抒胸臆的人民需要通过这些顺口溜相互安慰、苦中作乐。在顺口溜中传达出来的虽然只是民众无可奈何的声音,但那也是社会大转型前夜闪烁的火星,其中有他们的爱与憎、悲与乐、絶望和幻想。一滴水可以见出太阳,短信爆炸时代的顺口溜也可作如是观。

首发《争鸣》2006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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