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一定是样书！”我在心里说，从信箱取出寄自美国蓝灯书屋的邮件。
一进门，我迫不及待地打开它。手，微微抖；心，怦怦跳。
米黄色的封皮。左上方，一枝含苞欲放的梅花。右侧，五岁时的我若隐若现，连衣裙，跳舞的姿势，小嘴轻抿。典雅的字体：《暴风雨中一羽毛——动乱中失去的童年》，巫一毛、Larry Engelmann （Feather in the Storm –A Childhood Lost in Chaos，Emily Wu and Larry Engelmann）。
三百三十六页，拿在手上，沉甸甸的。不是书太厚，而是我的童年、我的少女时代太重。
轻轻地，我翻看这本精装书，里面的十八张黑白照片，是无数次搬家、抄家、战乱的幸存者。它们以残缺的影像述说着那个畸形的时代。
1958年，大跃进，我在北京出世。呱呱落地前几个星期，父亲巫宁坤，翻译家、作家、教授，已经被打成“极右份子”，发配去北大荒劳改。几个月后，母亲、我和比我大二岁的哥哥，也被赶出首都，发配到安徽合肥市。直到我三岁生日那天，才第一次在劳改农场和病危的父亲见面。
本来应该是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年龄，却因父亲之“罪”而受到株连，全家人一起饱经磨难和迫害，开始了我没有童年的“童年”。
1966年，文革开始。
我被打骂、污辱、强奸。
父母被迫离开孩子们，关“牛棚”、搞运动。哥哥成了“小爸爸”，我成了“小妈妈”。带着五岁的弟弟，我们住进孤儿院一样的临时收容所。
在那里，我目睹小朋友的妈妈上吊自杀，自己也差点因病夭折。
一年多后，全家团聚，旋即又被下放到安徽一个穷困落后的村庄。在村里，我上完小学、初中，亲身经历各种迷信活动。
文革后期，父母上调到安徽芜湖市，我也随同进城上高中。毕业后，我又到深山老林里当知识青年，直到1977年考上大学。
1981年来美后，我开始断断续续地写自己的经历。几年前，我和美国作家Larry Engelmann合作，最终完稿。
这本书，是我的童年、我的少女时代，也是用一个小女孩的眼睛看动乱的中国。我尽量用平和的口吻，讲一个真实故事。主人公是在逆境中顽强地存活下来的女孩子。书中每一章节，都像一篇短篇小说，充满戏剧性和细节描述。
再过几天，2006年10月3日，《暴风雨中一羽毛》将正式发行。届时全美书店都可购买。目前可以在网上预购。
蓝灯书屋对此书非常重视，在各大报刊杂志上做广告，还安排了作者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洛杉矶、西雅图、旧金山等地巡回演讲，接受电视、电台、杂志、报纸采访等促销活动。
《暴风雨中一羽毛》的法文、德文和丹麦文的版权，已经分别出售给在法国、德国和丹麦的三家出版社，计划在2007年出版。中文版和其他语种尚在联系中。
封底上，是两位名作家对《暴风雨中一羽毛》的评价：
《上海生与死》的作者郑念女士说：“这是一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长的勇敢的少女感人肺腑的回忆录。它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假借进步的名义所犯下的种种残暴无比的罪行。”
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得者哈金先生说：“《暴风雨中一羽毛》热情洋溢，真诚坦率，哀而不伤。它讲述一个少女在狂暴的，被革命摧毁的中国成长的故事。它揭示了人民惨痛的受难，其中许多人暴死，其它人苟活下来。这篇丰富多彩，自成一格，令人心碎的故事涵盖人的残忍，愚蠢和善良。归根结底，它是对百折不挠的人的坚韧和生命力的见证。”
我心里又是一热。郑念女士已有九十多高龄，哈金先生在百忙之中，两位我尊敬的作家看了我的书稿，写下了感想。如此的关心和鼓励，让我感激不尽。
将书紧紧地抱在胸口，泪水涌了出来。动笔的时候，我是外国留学生，打黑工，读大学。如今，儿子也是那所大学的学生。
愿读者通过《暴风雨中一羽毛》来解读人性，通过一个女孩、一个家庭的命运来了解那段惨痛的历史，记住那些在动乱中失去童年乃至生命的孩子们。
十几万字，怎么可能容得下那个荒诞的大时代。但大时代中的小人物，也有过辛酸，见过残暴，亲历过黑色幽默般的荒谬，看过用大红包裹的纯黑。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但又何止是一本书。
2006年9月28日星期四于加州家中
──《观察》首发
写自传为什么要美国写手参与？蓝灯书屋出版的李志绥和冀朝铸的回忆录被美国写手改得面目全非，丧失了真实性。巫一毛的这本书恐怕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