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弄虚作假地树立典型，劳民伤财的参观学习；是共产党愚弄老百姓的拿手好戏。当年学大庆、学大寨如此；今天到美国训练、到韩国考察也是如此；不同的只是多了两样新东西：无所顾忌的贪汚和肆无忌惮的腐败。”
一窝蜂的去美国培训
一九九九年至二OO五年中，北京有超过四百名的处级以上官员接受了海外培训﹔广东省在五年内将有三百名官员送往美国和加拿大高校学习﹔就是经济不甚发达的广西和河南也都纷纷派官员到海外受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支持和教育部同意下，从二OO二年起的五年内，一年开办一期“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每期培训六十名左右的地方和中央官员：第一阶段在清华大学，为期六周；第二阶段在哈佛大学，也是六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将支付国内培训费用一百五十万元人民币，而国外费用则由美国安利公司赞助，金额为一百万美元。每人二十万元的学费和车旅费等，则由其原单位支付。也就是说，老百姓每年仅为这六十名高官的“哈佛之旅”，就要付出二千万元左右的血汗钱。（《南方人物》二OO五年六月三十日）
四川省也决定从二OO五年起，每年派一些中高级公务员到美国培训，分大学理论强化学习和政府部门“顶岗”实习两段，时间在半年左右。（《人民网》二OO六年七月十五日）第一批省商务厅副厅长刘欣等五人，于二OO五年九月进入美国明尼苏达州和佐治亚州政府部门，当上了厅长助理、主任助理，成了首批在美国州级政府“当官”的高等中国人。
稍微了解一点美中两国政府差别的人，都知道这是胡说八道。因为美国是民主国家，政府是受人民监督的“服务型”政府。例如美国政府对公务员工作业绩的考核和评议，是以服务对象的满意程度为主要指标的。公务员向社会提供服务后，必须要求服务对象实名制填写“客户满意程度调查表”。美国政府专门有电子版工作记录表记录每位公务员当天工作情况，如办了什么事、见了什么人、见人的时间与地点、办事结果等。即便出外也要报告工作过程，几时几分在哪里吃饭，几时几分在哪里开车都写得清清楚楚。然而，中共独裁统治下的中国政府是掠夺型的政府，是与民为敌的，怎么能学得了美国的经验呢？
例如周济，是八十年代初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海龟派；二OO三年初当上教育部部长时，他对记者发表了题为《培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代新人》的讲话，信誓旦旦地保证说：“第一，培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代新人，是教育为人民服务的集中体现。第二，让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是教育为人民服务的前进方向。第三，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教育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新华网）但是，二三年来他却推行了一条反动的愚民政策，大搞教育产业化，破坏九年普及教育，摧毁农村教育、平均每年流失四百万名中小学生。把教育部办成了腐败透顶的“破坏教育部”、“文盲制造部”和“祸国殃民部”。
官员外训模式已引起各部门的垂涎，目的无非混水摸鱼，乘机捞一把。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孙照华、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郑泽光公使、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徐尽忠等都为之大唱赞歌：这是充分利用境外培训和智力资源，进一步加大中青年市厅级干部及其后备军的赴外培训力度，有助于培养领导干部的世界眼光、战略思维，提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驾驭能力和创新能力。是“境外培训的重大创新”云云。
挂羊头卖狗肉的“新农村建设”考察团
眼下“新生事物”是打着“新农村建设”旗号，拥到韩国去。韩国“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受中国基本建设优化研究会委托，为中国公务员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培训，并在今年四月签订了相关协议。根据中韩双方的长远协议，韩国将通过中国国内的八家机构，吸引三十五万名公务员赴韩接受培训，最近三年，则是每年约一万人。对韩国来说，这无疑蕴含着巨大商机。最保守计算，仅每人一百至一百五十美元的培训费，中国政府就需支付三千五百万至五千二百五十万美元。（《财经时报》）于是韩国开始大盖宾舘，陆续推出“针对性”的旅游商品。
最近到韩国考察学习“新村运动”回来的、东北某市市郊一个村党支部书记老徐同志，用他的感受戳穿了这考察学习“新村运动”的西洋镜：“不去不知道，去了吓一跳，花了上百万，啥也没学着。”老徐同志今年三月二十七日到五月十二日，先在该市举办的村党组织书记培训班中培训了六天。然后在六月一日，作为该市第六批考察团成员，赴韩国“考察”。
六天行程只有第三天与“新村运动”有关，而且是走马看花。这一天拜访了韩国“新村运动”中央会全罗南道分会，参观康津郡现代种植业、养殖业。其余几天是游览南怡岛、春川明洞、“三八”线统一展望台、观光公社韩流馆、景福宫、民俗博物馆、青瓦台等名胜，连赌场华克山庄也没放过。
去韩国“考察”，观光旅游一番，确实大开眼界、见了世面。韩国“新村运动”搞得好，房子建筑漂亮、环境清新优美、生活条件很好、文明水准很高。但老徐和他的同志们的共同的感受是：人家的经验好，咱们这里学不了。只能把带回的学习资料和照片，张贴在村务公开橱窗里，请乡亲们“欣赏”。
一边贫穷困苦，一边贪汚挥霍
在韩国到处都是中国去的参观考察团，到处都挂着“欢迎中国考察团”的汉字简体字幕或条幅，新农村建设成了韩国的重要旅游项目之一。这次该市有一百二十名村党组织书记去韩国考察，花了一百多万元，人均花费一万多元，都是市财政全额承担。可是，除去热热闹闹，啥也没学到。一百万元可以帮十所村小学改善办学条件，可以建三十个村文化室，可以救助一百个因家庭困难辍学的学生。老徐同志说，他所在的村灌溉条件差，建一个水库是乡亲们多年的愿望，修水库只要二三十万元，这次出去花的钱，如果给他们村，就派上大用场了。全国共六十八万个行政村，如果十分之一的村党组织书记都去韩国学习一趟，以每人花一万元计算，就得花七亿元公款，那还了得？因为二OO五年中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三千二百五十五元人民币，而人均年收入一千七百二十三元或以下的“贫困县”还有五百九十二个（《新华网》成都二OO六年三月二十九日电）。
不管啥事，都是一阵风。老徐说，当年“农业学大寨”他也随着好几百万人到过虎头山，可学到的是平均记工分、不顾生态垦荒造田和田头地角的批斗会。前几年，浙江的“温州模式”，参观考察团也像潮水一样涌了去；他也去了，但都是“去了激动，看了感动，回来不动”。老徐同志还说，就算拿“新村运动”做样本，也犯不着弄出那么大的动静。现在印刷条件好，音像手段多，请专家弄一批材料，让电视台拍一批录像，花得了几个钱？农民读了材料、看了电视，效果肯定要比成群结队的“韩国游”好得多。（《经济参考报》、《重庆晚报》二OO六年八月十日）
首发《争鸣》2006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