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言论自由危害国家安全吗?

古人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说的就是,畅所欲言,对人有利。同样,公民议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利于国家。中国古人鉴定明君,有“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样板;鉴定忠臣,则有“武死战,文死谏”的标准。一个“听”字,一个“谏”字,都体现言论的珍贵,及其对国家安全的重要。

历代独裁者为一己之私,才奉行“防民之口胜于防川。”还有一个成语:杀人灭口。换一个说法:灭口,是为了杀人。要么是肉体上的屠杀,要么是精神上的谋杀。所有阻碍言论、封锁新闻的独裁者,奉行的,都是杀人政治。杀人政治,使这个国家沦为危险之邦,绝无安全可言。

据统计,就杀人而言,凡共产党当政的政权,都创下该国历史最高记录。其中,中国共产党更是高居榜首,屠杀中国民众数千万!这足可证明,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人民的安全,也没有国家的安全。有的祇是当权者的安全罢了。当然,当权者的这种安全也祇是暂时的。当独裁者最终遭到历史审判和清算的时候,他们才会意识到,正是他们当初的所作所为,为他们凶险的结局埋下了伏笔。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头目,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都殷鉴不远。当代文明国家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言论自由。包括交流自由、演说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言论自由,不仅保证了公民的说话权利,也保证了这个国家的公共安全

7. 稳定能够压倒一切吗?

民主国家,新闻自由,信息高度曝光,所有不良现象和社会矛盾得以公开化、表面化,仅仅从视觉上感受,似乎“很乱”。然而,恰恰是这种曝光,这种由媒体呈现的“乱象”,使民怨得以宣泄,民意各获归宿,冲突得以避免。社会因而具有高度稳定性。

中共宣扬“稳定压倒一切”。它声言的“社会稳定”,其实是“政权稳定”。放眼中国社会,到处都是矛盾、冲突、与仇恨。贫富悬殊,仇富心态弥漫。更不用说,上访群众的冤屈,拆迁户的血泪,失地农民的愤怒,等等。人民抗争不断,烽烟四起。连中共当局自己的统计都显示:“群体性抗争事件”急剧上升,从2003至2005年3年间,就分别达到每年6万多起、7万多起、和8万多起。况且,大量内幕被中共国家机器严密遮掩。如果全面曝光,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动乱之中,极不稳定。遍地干柴,随时可能燃起烈火。

民主国家,人手一张选票,定期选举。人民掂量自身利益,寻找自身利益代言人,官员被换来换去,看上去,政权很不稳定,然而,社会稳定;在专制国家,人民被剥夺选举权利,当权者乾坤独断,把持既得利益,看上去,政权稳定,但社会极不稳定。

政权稳定,不可能压倒一切。比如,它压不倒因官场腐败而酝酿的民怨;它压不倒因极权迫害而引发的民愤;它压不倒因渴望自由而汇集的民心。一句话,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

8. 没有“六四”屠杀,就没有中国的经济发展吗?

“六四”屠城,震惊世界。每当人们提到这件影响中外历史的大事件,中共当局就辩解说:那是为了保持中国的稳定,没有“六四”屠杀,就没有今日中国的“经济成就”。且不说这一“经济成就”的虚实,“六四”惨剧酿成,本身在于当时中国缺乏民主机制。“六四”前夕,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全面发展高潮。“六四”屠杀,不仅葬送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最佳时机,即便在经济上,也直接带来至少三大后果:其一,官场腐败空前加剧。“六四”时期,示威学生的主要口号之一,就是“反腐败”,当局镇压,等于为贪官撑腰。贪官污吏愈加猖狂,加倍鲸吞中国经济成果,贪官外逃,资金外逃,国有资产被严重掏空。其二,旧的政治体制得以延续,不仅为大规模官场腐败提供了最佳气候和肥沃土壤,而且,长官意志继续凌驾于民主与科学决策之上,形成高成本、高消耗、高浪费、高污染的恶性循环。其三,中共制造“六四”屠杀后,一直受到国际制裁。一些关键的经济制裁,至今没有解除。比如,美国、欧盟、和日本,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体,都限制向中国输出高精技术。与西方75%的生产力来自技术进步相反,中国75%的生产力仍然来自人力、原料、能源等原始资源。换言之,搞了30年“改革开放”,中国仍然处于出卖资源、充当苦力、承办初级加工的原始阶段。

毫无疑问,“六四”屠杀,阻碍了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如果按照中共的逻辑,今日中国的经济成就,乃是建立在“六四”屠杀的基础上。推理下去,“六四”不仅不能平反,一旦再现,还要再度屠杀;为了取得更大的经济成就,面对任何民主呼声,都要一直镇压和屠杀下去;即便有一天,中国经济达到世界第一,更要镇压和屠杀,因为,不那样,何以保持世界第一?

9. 怎样看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经济建设,从来就是一个政府的基本职能。连秦始皇这样臭名昭著的暴君都懂。这就好象父母要送孩子上学、供养孩子吃饭一样,是为父为母者的起码责任。上世纪70年代末,中共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迷惑了很多人,仿佛祇有中共才搞经济。

原来,中共执政的前30年,对中国经济、环境、文化、道德等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的全面破坏。“反右”,开创大规模清洗与迫害:“大跃进”,导致经济崩溃,引发大饥荒,数千万中国人被活活饿死:“文革”,更使所有破坏登峰造极,文化、文物被毁灭殆尽。无数家庭遭受浩劫,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整个民族道德沦丧,礼仪尽弃。无论在哪方面,中国与世界差距都空前拉大。

回观历史,历朝建政,都首先注重发展经济,奖励农耕。政府修文堰武,让民众修生养息。中共建政,反其道而行。和平时期,居然大规模屠杀民众,全面摧毁经济。创下的纪录,史无前例,空前绝后。

罪孽深重,人神共愤。在高喊了30年“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的口号之后,中共突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听起来完全多余而又极具欺骗性的口号。很显然,中共发展经济,祇是手段,而非目的。其真正目的,是为了保住政权,保住其高官厚禄等既得利益,继续愚弄人民。

“六四”屠杀前夕,武汉军区一名中共“老干部”曾直言不讳道:共产党绝不能在这个时候下台,如果现在下台,被载入历史的共产党,就祇能是乱臣贼子。我们一定要抓住权力,搞几十年经济建设。祇有那样,才能抵消过去的罪行。

这名“老干部”的“肺腑之言”,反映了中共高层的普遍心态。然而,他很天真,殊不知,任何罪行都是无法抵消的,何况是杀人。在韩国,主导该国经济起飞的两任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因镇压民运和贪污腐化,下台后分别遭到清算,甚至被判处重刑,就是现成的例子。

10.怎样看待中国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

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急于弥补中共人为破坏国民经济30年的罪孽,企图挽回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进而保住其既得利益,带领中共,从政治“大跃进”一步跨入经济“大跃进”,从政治狂热一步滑向经济狂热。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号下,全民皆商,金钱至上。为了提前尝一口“现代化”的洋荤,邓小平迫不及待地要立“橱窗”,搞“西洋镜”,集内外巨资搞了一个深圳“特区”,犹如一百多年前,慈禧太后促成的“十里洋场”上海。

之后,中共更是牺牲农村,装扮城市。中共高层倾举国资源于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对外“橱窗”,地方当局则群起仿效,也在各地城市大搞“政绩工程”、“首长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无数工程,自有捞不尽的油水。中共官员们乐得利用手中权力,随意批发土地。低价批地,换取高额回扣。

大兴土木,大肆烧钱,的确制造了中国城市外观“日新月异”和“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因为在工程建设中,权钱交易,各方伸手,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层层吃水,制造出大批“豆腐渣工程”。桥垮路陷楼塌人亡,丑剧悲剧比比皆是。

大上海高楼林立,地面因之急剧下沉;北京城气派辉煌,却经不起一场暴雨的冲刷(2004年7月)。这已经证明,即便是表面光鲜的中国城市,也是纸糊的灯笼,一戳就穿。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进出中国、感叹中国“惊人变化”的人们,看到的,不过就是这类华而不实的“橱窗”。

同时,官商黑勾结,急于牟利,动辄上演“鬼子进村”,实施强行拆迁、暴力拆迁,强行征地、暴力征地。在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背后,血腥满目,哀鸿遍野,激起天怒人怨。拆迁户和失地农民抗争不断,成为中国特色的一大景观。

首发北京之春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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